湘北广大地区，他冈村的指挥刀可以直指长沙城了。但是，赣北、鄂南的两路助攻部队始终未能与湘北部队连接成线，而湘北主攻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又几乎被切断，尤为严重的是中国军队步步南退长沙，显然是在有秩序地退却集结。
咸宁战斗指挥所内，冈村整日思索着，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军用地图上，一个口袋的形状突然呈现在他精明的脑海之中，他这时猛然醒悟，对方已设下圈套让自己钻。薛岳且战且退，是以长沙城为诱饵、为中心，摆开一个口袋阵，正张大口要吞噬他的精悍之师。
10月5日，冈村竭力克制着怅然若失的情绪，下达命令：“全线撤退！”
狡猾的狐狸最终没有钻进猎人设下的圈套，令兴师动众的薛岳在长沙城下空等了一场。
10月7日，冈村将咸宁指挥所撤回武汉，所有部队也都纷纷返回会战前的驻地。其中，湘北的第6师团回到新墙河北岸阵地，与跟进来的中国军队依然呈夹河对峙状态。
历时近1个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究竟谁胜？谁败？中日双方当时即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冈村在其回忆录中，连把此次会战冠之以“长沙会战”名称，都认为是不准确的。他说第11军的作战原案中并没有一定要占领长沙，而是在赣江与湘江之间打击中国军队，顺利的话则适情况攻占长沙，因此，如何有他兵败长沙一说？在他那里，这次会战被称为“赣湘会战”，并认为他是胜利者。
如今，流逝的岁月已使人们对战史的评论愈益公允和客观。著名民国史专家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丛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写道：“……此次会战，从日军进攻开始，至日军主动撤退告终，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日方。中国方面参战的有32个步兵师、3个挺进纵队，约24万人；日军参战的有4个师团、2个步兵联队、2个炮兵联队、1个工兵联队，共约10万人，并有海空军配合。战斗结束时，中方伤亡、失踪达40293人；估计日军伤亡约3万人（此是中方宣布的数字，日方公布仅伤亡3600人——作者注），物资损失双方均严重。战斗结果，两军都回到原有阵地。因此，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的全局而言，却是对中方有利。日军要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未达到，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并退回原阵地。而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将进攻长沙，为此作好了‘万一长沙不守’的多种准备，故将日军未能攻到长沙而退却视为胜利。”
当时在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作战科长的赵子立先生，也撰文认为：“此次会战，据实而论只能算是一个平局。”但这一仗使日军上层认识到中国军队不可侮，“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尤其中坚军官强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绝对不容轻视，而且可以看出其中央的威令是相当彻底的”。
在日本军队的战争辞典里，与支那军作战打个平手就等于是失败。当重庆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一浪高过一浪地庆祝“长沙大捷”、薛岳等人频频在各界祝捷会上风光亮相的时候，冈村却怀着一脸愁绪，呆在武汉等着东京大本营对自己的转任安排。再说，华中派遣军撤消后，新成立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成了第11军的直属领导机关，西尾寿造和坂垣征四郎成了冈村的顶头上司。论资历，他与坂垣是陆士的同期生，在关东军时也一直比坂垣的职务高；论年龄，坂垣还比他小一岁。尤其是近年来，他俩私人关系不睦，坂垣任陆相时几次给他做过手脚，包括这次会战，也是坂垣以派遣军新任总参谋长的权势，压他变更作战原案，扩大了进攻部队的兵力和作战规模，令他不大不小又丢了一次脸。他不想继续当这个军司令官，尤其不愿呆在坂垣的手底下干了。
1939年马上就要过去了。转年3月9日，冈村接到了回国转任军事参议官的调令。启程前，他于17日对集中在军司令部的大佐以上军官致词告别：“我任第11军司令官21个月，领导过几次大规模作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人们都对我表示慰劳，但我本身并无特别辛苦可言，主要是仰仗了为我信赖的众多优秀部下的劳绩。唯一的遗憾是未能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却将众多官兵留在战场而离去，这是一种‘圣战未息，残躯独归’的心情。对攻打武汉以来，本军总计数万官兵阵亡、负伤之事，将终生萦回于我的脑海中。我将一生坚持对阵亡者表彰追悼……”
接下来，众官自是一番“拜托啦”、“请多关照”之类的日本式客套。次日，冈村又到南京向西尾和坂垣寒暄辞行，然后乘飞机返回日本。
军事参议官是日军高级职务中咨询和顾问性质的职务，位尊而无实权，是个闲差。按日军惯例，它有时是安置劳苦功高而又将退役的高级将领，有时又是高级将领被赋予更大责任前的过渡性职务。两者孰是？冈村在闲差上能闲多久？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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