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失……
总结分析得不错。武汉会战，尤其最后阶段，数十个中国师在撤退过程中都有过与上级失掉联系，与日军缠斗在一起险遭全军覆灭的经历。但日军部队过于急功近利，太垂涎于武汉城池，因而无论是冈村还是东久迩，都一次又一次错失歼灭对方整军、整师的机会。
25日凌晨，蒋介石的座机恋恋不舍地飞离了大武汉。此刻，汉口近郊已出现了第6师团的先头部队。当日深夜，汉口完全沦陷。
26日凌晨5时，波田支队从宾阳门突入了武昌。
27日午后，以生产“汉阳造”枪支闻名的当时中国最大的军火城汉阳，也飘起了炫目刺眼的太阳旗。
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被日军占领。随着侵略军铁蹄的践踏声，“君之代”国歌在全城疯狂地奏响。
消息传至东京，欣喜若狂的裕仁天皇特颁下敕语：“我陆、海军诸部队之紧密适从协力，克服长途几多困难，终于击摧众敌达成攻占武汉之目的，朕对此深感欣慰。望将此旨传告众将士。”
与此同时，日本各地城市到处张灯结彩，相继举行了大规模的祝捷会，“天皇万岁”、“皇军战无不胜”之类的口号响彻列岛上空。东京街头，着了魔似的人群，“狂喜”的游行队伍，竟数日在皇宫外的樱田门前和陆军省、参谋本部周围彻夜狂欢、载歌载舞。
这是日本人的天性，也是他们坠入战争深渊的民族劣根性的表现。战后半个世纪以来，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每年都以沉痛的心情在广岛市举行纪念会，追悼原子弹的受难者，使许多日本人感到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战争的“受害者”，是“无辜者殉难”，而有意或根本就忘却了南京大屠杀和在中国其他许多地方“三光政策”所造成的无数惨案。就是在广岛纪念馆的展品中，至今还有一幅58年前该地居民举行祝捷大会，庆祝日军占领武汉三镇的照片。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和讽刺，当今的某些日本人难道不能从中体会到什么吗？
作为主攻部队的指挥官，冈村宁次自然得到了莫大的“荣耀”，来自国内或上级的贺电雪片般飞到他的手里。其中，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于27日发来贺电如下：
“庆贺占领要地武汉。贵军转战百里实跃进百数十里。其间，越过崇山峻岭，渡过大河湖沼，备尝艰辛，顽强战斗，终克顽敌，遂奏伟功。此诚圣上威严，统帅有方，将士勇武，宣扬吾皇军之威武于天下。应继续压倒、歼灭顽敌，愈益扩大战果。值兹向彻底完成本作战目的迈进之秋，遥致庆贺之意，并祝武运长久。”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的贺电是：“贵军麾下之精锐部队，以疾风扫落叶之势，一举攻占武汉，深表谢忱及庆贺之意。”
看来抢了头功，着实风采盛极一时。
但是，武汉会战中国军队失败了吗？中国军队弃守武汉，从保住这座重要城市的角度看，是失败了。但中国军队两大战区的主力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日军吞掉，中国政府没有像东京一心企盼的那样垮台或投降。对于这一点，在现地指挥作战的冈村宁次心里是清楚的，所以他后来回忆当时攻占武汉的心情时说：“国内出现了庆祝胜利的各种活动，对国民的支持我为之感到放心。但是，我并不特别感到高兴，因为，占领了武汉并不等于我军主力方面的战斗已经完成。”他似乎意识到日本已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沼，那种出于无知和偏狭而发出的“半年灭亡中国”、“中国人不堪一击，少量日本师团便可占领中国”的叫嚣，是多么令人可笑的梦人吃语。
中国不会灭亡。武汉弃守前，中共主席毛泽东即指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武汉弃守后不久，他在延安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向青年们分析抗战形势时说：这次蒋介石放弃武汉是对的，不能死守。我们把力量保存起来，四面跟它打，不好吗？武汉失守，日本方面不便宜，它的力量被分散了。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要进到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敌人不能再进攻，敌我相持……
11月1日，冈村宁次在幕僚、卫兵们的簇拥下，以胜利者的姿态踏进了武汉城。他把其第11军司令部设立在位于武昌的湖北省政府大院内，副官铃木安排他下榻和办公的地方，恰巧是中国军第9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的官邸。
国民政府留给侵略者的大武汉，乃是空城一座。这一点，可以冈村宁次一路所见为证：“我军进攻地区之彭泽、港口、九江等地居民中的士绅富户，在我军进攻以前早已躲藏避难，剩下的不过是少数贫苦人家或老年人。汉口有各国租界，又是商业城市，一部分人和经营商业的没有走。但武昌为政治、军事的中心地，几乎全部撤退。大街上商店的门口、窗户，也都用砖堵死，值钱的东西也都搬走。我司令部住的省政府大厅，也空空如也。”接着，他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这样的现象，可能是对先前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恐惧，也可能是经历几世纪战乱而积累的民族特性。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