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南浔是高招，无奈手中缺宝刀；
特设师团几披歼，当头一棒败绩烙。
所谓南浔线，即指九江至南昌全长约120余公里的铁路。南浔线的东北面为名胜庐山，西北为岷山，东南为鄱阳湖，西南为万家岭。修水河横穿南浔铁路，德安城位于南浔线中部。由此可见，南浔线三面为群山峻岭环绕，一面临水。但是，南浔铁路沿线附近地形较为平坦，易于部队运动，易攻难守，鄱阳湖还可以从长江开来军舰，对装备优良的日军来说还是有利的，而前提是它不能脱离铁路沿线而孤军深入群山峻岭之中。
冈村起初就是根据这个前提部署进攻的。7月底，冈村在临时设于九江城郊外师范学校里的第11军司令部战斗指挥所内，召见了担任这次南￥寻作战主攻任务的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和担任牵制任务的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讲完进攻计划后，特别叮嘱他俩不要被中国军队诱至山里，去距铁路沿线过远的地方作战。两位师团长点头称是，并请军司令官放心，在九江城等待他们传来的“捷报”就是了。
第11军司令部的幕僚们一致认为：他们的司令官指挥作战的特点是，谋划并交待完基本方针后，就不再干涉部下的具体事务，让他们放手去干。这次也是一样，冈村满以为已经把自己的思路告诉了那两位师团长，相信他们一定会按照自己的意图打好这一仗。但这次他错了，一般说部下的能力强，上级不多插手下边的行动是正确的统率之道，遇到的部下是脑子里少根弦儿的笨蛋，这种领导风格就不适宜了。他在南浔线作战中之所以后来受挫，除薛岳指挥有方和中国军队兵力占绝对优势外，吃亏就在用人不当上。
战后，冈村在回忆录里称：“据我所见，兵团长、指挥官的性格虽多种多样，但从其特点区分，大致有五种类型：（一）喜好汇报型；（二）默默实干型；（三）慎重型；（四）大胆型；（五）中庸型。”其中，他解释所谓“大胆型，即多是战斗第一主义的贯彻者，大体上适合于此时的作战”。因为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军处于攻势阶段，面对人数庞大但素质不高的中国军队，小心谨慎或左顾右盼的指挥官反而会失去战机，莫如猛冲猛打的悍将战果大。事实上，中国军队总体守势中有进攻，日军总体进攻中有时某些部队也不得不去防御，这一层辩证法的道理看来冈村未必知道。
松浦淳六郎和伊东政喜，正是那种奉行“战斗第一主义”的大胆型指挥官。可令人奇怪、令他俩倒霉的是，他们分别指挥的第106师团和第101师团，却又是相对其他日军部队战斗力比较弱的所谓“特设师团”。
日军的特设师团，实际上就是预备役师团，多是根据某一作战形势需要，征召预备役人员临时组建的。特设师团在人员数量上与现役师团无大差别，所差的在于质量。以一个步兵联队为例，特设师团内服现役的只有大队长、联队长及联队副官，其他中队长、小队长及士兵都为预备役或后备役。因此，每遇战阵，各大队长势必亲临最前线直接指挥，其伤亡率自然很高，而大队长缺员由预备役军人接任后，该大队的战斗力便大幅度下降。
这两个特设师团的数万名预备役官兵又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日本兵役实行师管区征集制度，一个师团内的官兵大多来自于一个地区。第106师团的士兵，来自于南九州的熊本、大分、鹿儿岛、宫崎四县，该师团于1938年5月才在熊本编成，随即便装船运往华中，参加武汉会战。官兵多来源于东京地区的第101师团，“虽然不是草草新编的，但在前年夏季以来上海激战中，竟阵亡卫万多人。所以，新补充来的大部分战斗员是杂有应召老兵的补充兵”，这些人多是退役多年后在东京街头上叫卖的小商小贩和商社职员，故该师团被侵华的其他日军部队戏称为“商贩师团”。冈村接手第11军司令官职务后，曾对大本营把这两个师团编入他的麾下，表示过不满：“他们虽然都是曾经服过役、受过训练的士兵，但是，把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乃至十几年的人，直接送到前线来的做法有些欠妥。”无奈，大本营为扩大侵略战争，急于四处搜罗炮灰，是顾不了那么多的。冈村在武汉前线，要对付周围兵力几倍于他的中国军队，也只能骡马驴子一起上阵，反正他们都是“种族优秀”的日本人，惟有靠那两位师团长指挥有方了。
8月1日，冈村宁次正式下达沿南浔发动进攻的战斗命令。当日，第106师团向九江以南数十公里的金官桥发起进攻。攻击之前，松浦淳六郎连续两天以全部炮火和助战日机，对金官桥守军阵地狂轰滥炸。一时间，金官桥一线烟尘蔽日、火光冲天，守军阵地被毁严重。
掩蔽部里，松浦中将手持望远镜观察远处腾起的烟尘火光，脸上露出了狞笑：“冲锋吧！支那军已被炮火砸趴下了。失去工事，皇军会像赶鸭子一样把他们收拾掉。”
金官桥一线的中国守军，是欧震的第4军、李玉堂的第8军和李觉的第70军。在承受了两天前所未有的猛烈轰炸后，守军踏着焦土，依靠紧急修复的简易掩体、弹坑，甚至死尸，将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