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战争狼烟起，调遣冈村唱大戏；
别具只眼科战事，发动大战见高低。
冈村宁次返至6月30日才回到东京，次日，即到参谋本部向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报到。接着，他到陆军预科士官学校内，检查了暂设在这里的第11军新编军司令部的组建工作。
东京大本营认为：攻取中国武汉、围歼中国军队主力，靠若干个师团是完不成这一任务的，除继续增派新的师团外，还必须在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和下属各师团之间增设一个军司令部，以它来集中指挥诸师团，才能完成这次带战略背景的战役性大会战。所以，他们对第11军司令部的组建格外重视，除了决定由冈村担任军司令官外，司令部各部门也由从日军各单位选调来的精明干练的军官来充实。那位深居官中的天皇陛下，也宣召军司令部的几个主要头目人皇宫拜谒、参观，以示特殊恩宠。
7月5日上午，冈村“进宫拜谒天皇陛下，随后拜谒皇后陛下，并拜受皇后陛下亲手缝制的围巾”。随后，他带领军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等人，在宫内侍从的向导下参观了皇宫各殿，受领了御赐的神酒和赏金。
因武汉作战的意图此时还需保密，冈村这次抵东京后，下榻在位于东京九段的偕行社新馆，未被允许回四谷坂町私宅。7月6日，他率军司令部参谋人员离开东京时，军部各首脑也都未去东京车站送行，只在参谋本部门前送别。尽管如此，外界舆论仍有所闻。他们乘火车先抵宇品军港，在那里逗留了几天，9日从字品登船出发，12日到达了上海。
黄浦港码头日军警戒森严。冈村等人一上岸，便见到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由参谋长率领大部分参谋专程前来迎接，并将他们的食宿、行车逐一安排妥当。对此，冈村即向身边的幕僚感慨道：“本军上级机关派遣军司令部的热情态度，值得你等效法。按中国古代兵书的说法，所谓带兵之道即收揽英雄部将之心。盖因在日常交际当中，即使第一次印象欠佳，尚可通过不断交往，逐渐谅解而成密友，但战场上往往只能相逢一次，以后就多靠电话、电报、书信等往来。因此，第一个印象是极为重要的。”冈村对所谓“领导作风”甚是注意，待人接物从不忽视微末细节，出了差错也及时补救，他觉得这些“决不是单纯的礼仪和庸俗的亲切，而是以诚意换取人心”。经常听他训戒的身边幕僚，也总是感谢这位教师爷似的上司“常在匆忙之中及时对幕僚进行实地教育，使我等受益匪浅”。
在武汉会战之前的徐州会战中，日军虽于5月19日占领了徐州，但在战略上并没有取得成功，它企图聚歼徐州附近集结的约50个师中国军队的计划没有实现。
徐州会战的简要经过是：攻占南京后，日本在中国长城以南华北、华中地区，已总计约有60余万兵力，而且连战连捷。首都南京陷落后，中国政府依然无意屈服，而且激愤于日军在南京的血腥大屠杀，抵抗的意志更加坚决。因而，日本大本营试图再次通过大规模作战，寻歼中国军队主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
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及日军强悍。当时，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日本方面，在作战中进行兵力计算时，一般是按1个日军师团抵3至5个中国师来制订军事方案。甚至有时1个日军师团，居然追得10几个中国师到处跑。除了武器装备的因素外，日本官兵各方面的素质确实要比中国军队高出一筹。但是，相对而言不能打的军队能跑、能躲、能机动，“七七”芦沟桥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无论是在攻占平津的华北作战中，还是在攻占太原、上海乃至南京的一系列大规模作战中，都没能重创中国军队主力，每次都让蒋介石及属下的高级将领们，成功地将主力部队撤出了日军的包围圈。这种所谓“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使留下来的老百姓遭了殃、受到侵略者的蹂躏，但也确保了中国军队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日军一口吞掉，中国军力的元气未伤，才使得8年抗战能够坚持下来。日本近代以来受“脱亚人欧”潮流的影响，崇尚欧洲强国，瞧不起中国，它的某些军事理论家甚至连东方优秀军事遗产《孙子兵法》都不屑一顾，认为里面净是些机诈、权谋之计，在日军内宣扬多了会影响日本武士那种死打硬拼精神的发挥。其实，东瀛列岛的那些军事理论家，哪里懂得我泱泱中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底蕴和力量。闲话这里且不再多说。
根据大本营的这一意图，当时隶属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第2军，于1938年3月派其两个精锐师团向南转进。13日，第10师团在矶谷廉介中将率领下沿津浦路进攻邹县、滕县、临城，坂垣征四郎中将指挥第5师团由东路进攻莒县、临沂。企图汇合于台儿庄，从北面包抄徐州。中国军队在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上将指挥下奋起抗击。14日，日第10师团濑谷机械化支队从邹县南面的下店附近发起进攻，连陷滕县、临城、韩庄、驿县，逼近台儿庄。经过短暂休整并补充弹药后，从23日起，日军向台儿庄大举进攻，中国守军池峰城师顽强抵抗，双方展开殊死战斗。这时，李宗仁急令庞炳勋、张自忠等率10余师前去增援，将已占领了台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