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囊取物来谈判，威逼利诱耍蛮悍；
做完平生得意事，不满冷落走为善。
话说当时的塘沽，还是个居民仅万余人的小镇。它位于天津东南方向100多华里的海滨，港内风平浪静，便于船只停泊。经日方同意，中国当局选择在这里举行双方的正式停战谈判。
本来当关东军向长城以南各地实行武力进逼时，日本的一项和平侵华阴谋已在付诸实施，这就是在中国策动内变，分裂华北，扶植傀儡，建立所谓“新政权”。早在1933年2月间，与关东军进犯热河的同时，其高级参谋、奉天特务机关长坂垣征四郎便来到天津，专门开展此项活动，经费由冈村宁次具体筹措。坂垣最初计划策动吴佩孚、孙传芳等旧北洋派头目出面组织亲日政权。但由于这两个人不愿留下汉奸的臭名，他们又选中原皖系军阀成员张敬尧作为主要工具，企图使张在北平发动政变，华北其他地方军人加以响应。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坂垣不惜重金收买华北的地方军人，并利用他们与国民党政权的矛盾进行煽惑，借以削弱中国中央政府在华北的势力。
在华北一带建立所谓“缓冲”地区，以确立伪“满洲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保障，是关东军历来的追求目标。在冈村宁次建议下，日军4月下旬对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阵地的进攻，主要就是为了配合坂垣的活动，企图以日本军事上的声威来促成华北的内变。但原北洋系统军人中甘心充当汉奸者毕竟是少数，纵观整个抗战期间，降日或反复无常经常反水的多是原西北军系统的一些将领，旧北洋派军官的气节反而要高些。这是后话。5月7日，张敬尧在北平被刺杀，坂垣的计划搁浅。16日，原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在日本特务中野英光操纵下，在滦东打出“独立”旗号，但无人响应。在这种情况下，坂垣只好向武藤、冈村等人报告：在华北制造亲日政权的计划，“因各将领持观望态度，难以进展”。因而，日军向长城以南的新攻势便从策动内变，发展为以战迫和。
自日军向长城一线进攻以来，中国军队虽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南京政府并没有抗敌到底的决心。在上海事变爆发时，国民政府一度迁都洛阳，1932年12月又返回南京。蒋介石等人对当时各项政策研究的结果，仍然主张一面对日妥协，一面加强与列强各国的友好，首先要谋求国内统一，以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作为基本方针。即当前以讨伐中共军为目标，至于日军的进攻，则作为将来的问题对付之。次年1至2月间，适值蒋亲率国军主力专心剿共之际，关东军攻陷热河部分地区，令蒋十分难堪。3月8日，蒋自南昌剿匪司令部飞赴河北省保定与张学良会谈，结果张以承担热河战败责任辞去军委会北平代理委员长之职而下野，11日赴上海。12日，何应钦受命继张后任。蒋介石则急速南下对付中共军。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改编为4个军，分别以万福麟、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为各军军长。至此，蒋介石瓦解东北军以及使中央威令扩及华北的夙愿，经一番周折反而初步获得成功。
这时，正赶上汪精卫在国外“游历”约半年后回国，于3月30日又任行政院长，再次组成蒋汪合作政权。不久，对日持强硬态度的外交部长罗文干辞职，汪兼任外长。于是，对日政策也由抵抗更明显地转变为对日谈判。4月中旬，国民政府通过北大校长蒋梦麟与英国公使蓝浦森联系，要求英国调停停战。5月3日，蒋汪决定起用亲日派、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郭为委员长，成立有华北各界实力人物参加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职责是“改善华北方面的中日关系”，并将此意转告给日本方面，以博得对方的好感。
而在军事上，何应钦起初是想要顶一顶。他准确地判断日军如果再进攻，主要将来自山海关方面。因此，他将华北的中国军主力集中于滦东地区，沿滦河构筑数道防御阵地，又将其余兵力配置于长城沿线。
为了“教训”何应钦，并在停战谈判开始前再作一次军事讹诈，5月3日，关东军经中央部批准下达了由冈村宁次起草的“关内作战”的命令。命令指出：“华北方面之敌，依然坚持挑衅态度，不仅再度进入滦东地区，而且在兴隆县方面已越过长城线进入热河省内，我军务须予以致命打击，以挫败其挑衅性进攻。”6日，东一京的参谋本部也提出了《北支（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其要点是：“以关东军继续使用武力加强压制为基调”，“坚持在沿长城地区反复打击中国军队”，同时，“采取措施，加强促进华北、华中和华南各方面的分立倾向”；中国如要求停战，其军队须“大体上后退至宣化、顺义、三河、玉田、滦县、乐亭以南及以西，并以事实表明不再进入该地区”；而且“中方必须在事实上厉行取缔排日，并予以切实保证”。该方案还告诫关东军，要“避免缔结停战成文协定。在看清形势的基础上，根据对方之迫切要求行事”。
从5月7日起，日军沿长城猛攻中国阵地，很快又侵占了滦东地区，并侵入滦河以西。15日，在冈村宁次的建议下，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发表声明：“如果中国军队幡然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