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势汹汹来增援，战事结束抱遗憾；
颠倒黑白是能事，搜集情报利谈判。
话说冈村宁次受白川大将临行前的吩咐，把派遣军司令部那套参谋业务班子调理完毕，于1932年3月3日先由东京乘车到了广岛，然后在次日深夜带着他们乘“哈尔滨九”离开了广岛宇品码头，向上海进发。
“哈尔滨丸”的船长安排冈村住船上的特别一号舱房，看来副参谋长没白当，“这是我首次乘坐这样漂亮豪华的舱室”。轮船劈波斩浪，冈村心志发狂，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子飞到淞沪战场。可是，令他沮丧的消息传来：“从广播中得知，上海战火熄灭了，甚感灰心。”他在这几天的日记里还写道：“对于出征者来说，若是到达战场前战争就结束了的话，鼓起的劲一下子就泄了，当然会感到灰心。特别是对于怀着必胜的自信心，抢着同中国军作战的陆军兵将来说，更是如此。”
原来，比冈村等司令部人员早几天出发的白川大将和两个主力师团，分乘十数艘战舰于2月29日就抵达了长江口。几万人马不可能久留船上，3月1日黎明，白川指挥第11师团1万多人在8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在中国军队背后、浏河上游的七丫口、六浜口登陆。2日，上海西北40公里的浏河镇被该师团占领。第14师团陆续到达后，开始在吴淞口一带登陆。与此同时，开战不久即被派来的第9师团，绕过江湾，于2日下午攻占大场镇。这样，中国军队处于受3面之敌夹击的境地。
已苦战月余的19路军这时伤亡达8000多人，张治中指挥的第5军战斗减员也有5000余人。两军总数不满4万，且装备落后，防线长于敌军一倍。而日军经这次增援加强后，总共有3个半陆军师团6万余人，又有海空军的火力支持。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一再乞援，浙赣两省虽驻有国军重兵，但蒋介石置民族危机于不顾，强调该兵员为“剿赤”所需，执意不允援沪。蒋光鼐、蔡廷锴鉴于中国军队处境危急，于3月1日晚9时在南翔总部下令当晚转移阵地，撤到黄渡、嘉定、太仓一带重新部署。次晨，白川发现中国军队转移，遂令各师团全线出击，3日，攻占真茹、南翔等地。
战事至此，日本军阀本来还不肯罢手，参谋本部给白川大将的命令是“向太湖前进，追击歼灭中国抵抗部队”，并且准备再从满洲及国内动员第2和第6师团前来参战。对于军部扩大淞沪战事的狂妄计划，日本政府方面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但内阁一时说服不了战欲亢奋的军部强硬派，鉴于国联大会将于3月3日开幕，首相犬养毅只好派松冈洋右，以首相个人代表的身分找到现地指挥的白川大将，劝告他适可而止，赶紧停止行动。踌躇的白川终于在3月4日下达了停战今。
3月6日晨，豪华的“哈尔滨丸”才姗姗抵达上海港。冈村等人上岸后，立即赶到设在日商公大纱厂的司令部报到。这时，淞沪战事的枪炮声已基本沉寂了。他该干点什么呢？
冈村的个人经历真有点戏剧性。毫无疑问，此人是个热衷于“帝国利益”的好战分子，是侵华首要战犯之一。可说也凑巧，日俄战争他赶上个尾巴；“济南惨案”他晚到了一步；具体策划“九一八事变”本应是他的差事，岂料又因家务累身让坂垣征四郎抢去了“头功”；这次“一二八淞沪抗战”，又因白川司令官的无意安排而晚到了几天，结果没他的仗可打；包括后来的“南京大屠杀”他也没在现场，正在东北搞所谓的“日满合作”；二战结束前夕他做了八九个月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这时的日军业已穷途末路，虽有猖狂之举，但基本的态势是只有招架之功。掐指一算，近现代中日战争史上几宗日本制造的有名事件和暴行似乎都与他“无关”。但是，人们不应忘记当时的日本战争机器，本身就是一个犯罪群体，作为其中的一员他难逃干系。尤其是中共及其根据地军民，对此人尤为痛恨，因为他在日军高级将领中是以“坚决反共”而著称的。如果说他在对国民党军队及其统治区域的作战时，还讲些“规矩”的话，那么对中共及其根据地的作战则心狠手辣，残暴至极，所以他在战后中共开出的战犯名单中位列第一。
由于淞沪战火已经平息，冈村在派遣军副参谋长的位子上无事可做，一个来月后便又被转任为临时军事调查委员长。这个头衔一般是日军总部为战场设置的临时性职务，每次战端一开，军部总要预先成立这么个机构，好以单方面调查来的所谓事实，颠倒黑白把责任推给对方。这次为上海战事设立的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最初负责人是西尾寿造少将，3月底西尾被调回参谋本部任第4部部长，4月1日，冈村受命继任。因委员长一职要求军衔须是少将级，冈村便在接任的同时被军部晋升为陆军少将。这年他48岁。
他的“调查”任务着实不轻，因为在国际商埠大上海，日军作恶实在昭彰，难以哄骗云集于此的中外记者。“一二八事变”的起因和罪魁祸首，不用“调查”，也明明白白，众所周知。战火燃起后，日军残暴地屠杀数以万计的中国老百姓，许多中外人士都是亲眼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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