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炸死张大帅，奉命周旋去掩盖；
黄浦江畔燃战火，打点行装赴上海。
话说战前日本人挂在嘴边的三宅坂，本是东京市的一个地名，因参谋本部等日军首脑机关均坐落于此，故成为日本军部的代名词。
冈村宁次从青岛调回军部之前，关东军策划的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正引起军部与政府间的龌龊争斗，冈村一回来就卷人了这场矛盾漩涡之中。
“东北王”张作霖本来一直是背靠日本人的奥援发展坐大的。前面说过，他的命还是日本间谍军官井户川救下的。日本支持中国地方军阀原本就是它肢解、侵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位张大帅的民族感情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泯灭，随着奉系势力的壮大，张总揽了东三省及热河、察哈尔、绥远的军政大权以后，对日本不断提出的“权益”要求，开始不满和抗争。从1925年以后，张氏对日本的种种要求往往采取拖延或拒绝的态度，特别是1927年6月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安国军政府”（北京政府）之后，更不愿意像过去在关外那样迁就于日本的控制。他认为，要使北京政权稳定，光靠日本的支持是不够的，还要取得英、美等其他列强的支持。全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也使张作霖认识到，完全听命于日本，不仅自己的宝座不会稳固，还要落下一个卖国贼的臭名。因此，张作霖对日本一些蛮横要求往往采取敷衍、拒绝的态度。
日本方面当然对张的态度极为不满。在他被炸死前一个月的一天晚上，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提出签订“合作”修筑吉会铁路（吉林—朝鲜会宁）合同的要求，条件是日本设法阻止南军过黄河，被张作霖严词拒绝。芳泽见张不上圈套，进一步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答本人未接到报告。芳泽竟用恫吓口吻说：“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张听罢此言勃然大怒，由座位上站起，把手中的翡翠旱烟袋猛地一摔，声色俱厉地冲芳泽喊道：“此事一无报告，二未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说完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客厅。
此事发生后，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更加紧张。张作霖时常呆坐在自己的虎皮大椅上冥思苦想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他深知奉系既要抵挡南方蒋介石军队的北伐，又要保住东北老窝不被日本人趁火打劫抄掉，确实处境艰难，他要逐个摸一摸手下几员带兵悍将的底，看看他们心底里的想法。那些天他真是食不甘味，旱烟、大烟双管齐下越抽越凶，成天整日找这个谈话，找那个聊天。几个年轻不知趣的姨太太来纠缠邀宠，也常被他骂走。据说一天傍晚，张作霖早年的绿林兄弟、现身为奉军骑兵第2军军长的马占山奉召赶到北京的大帅府邸，一进门，见各路战将刚开完会相继离去，副官轻轻关上门后，大厅里只剩下张作霖直勾勾地凝视着他。马占山这位奉军骁将不知大帅单独召见的目的何在，正要开口，只见张作霖黑着脸咬牙说：“占山，日本人欺人太甚，要图占我东北，你看怎么办？”马军长挺胸立正：“我听从指挥，大帅指到哪里，我第2军的战马冲到哪里！”
惯于虚虚实实玩激将法的张作霖黑脸变灰，慢吞吞地将话锋一转：“根据弟兄们利益的考虑，我想还是投靠日本人好，这可是出于内外压力，不得已啊。”
“既然大帅决定了，我马占山有什么办法呢，从明天起，我回家种地，或是大帅开恩放我重返黑虎山落草当绿林，不犯您的事吧”？
“说心里话？”张作霖还要夯实一下老部下的底。
“我马占山从不来虚的！”
“妈拉巴子的，有种！”张作霖从虎皮椅上一步蹿下来，拍着这位老部下的肩头：“日本人要拿了咱东三省，谁也没有好果子吃；咱弟兄们从草莽起家，经过千辛万苦才挣到今天这份局面，有银子花，有兵带，有地盘管。你们这些跟我当上了军长、师长的，要把兵带好，小日本真要干，咱中国人也不是孬种！”
由于张作霖越来越不听命于日本的摆布，日关东军强硬派军人遂决定伺机将其干掉。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炸死张作霖，使车系群龙无首，从而引发东三省混乱，然后再以“维持满洲的治安”为名，出兵占领东三省各要地，建立一个“独立”的“自治”政权。1928年5月30日，南军占领保定。张作霖召集高级幕僚商讨对策，决定下总退却令，返回东三省。6月1日，张邀集北京外交团各国使节到居仁堂举行告别式。2日，发表“出关通电”。3日深夜，他含泪乘专车悄悄地离开北京。4日晨5时27分，当张的专车行至奉天近郊皇姑屯地方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点的旱桥时，砰然一声巨响，专车被炸翻起火，黑烟滚滚高达200多米。张作霖受重伤，下属将他护送回沈阳宅邸时，终因伤势过重而于上午9时半不治身死。
时任日本内阁首相的田中义一，本来是主张推行“满蒙分离政策”的，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即是此人提出的，这个文件曾概括了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总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