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楚敌情，还使同伴一死二伤。冈村每每回顾起来，就“对当时自己的惊慌失措感到羞愧”。对于他这方面的短处，一直想栽培他的上司们倒也知人善任。所以在他整个中青年时期，总是被安排做参谋、武官、顾问、课长、部长之类的职务，尽管他求战心切总想“下基层”，但往往不久就又被调回上层机关。直到1936年3月，他年已52岁，且军衔已升至中将，这才外放当了日军第2师团长，真正做了带兵打仗的官儿，而从此以后也就一发不可收拾，什么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等独当一面的官职接踵而至，使他充分发挥了其在侵华战场上进行战略战役性指挥的“才干”。
桦太战役结束后，冈村宁次随第13师团的一支部队转到北朝鲜驻扎，但为时不过两载，他便被调回陆军士官学校担任中国留学生队的中尉区队长。
中国清王朝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后，感到了国家近代化的必要性。特别是庚子之役再次大败并签订了《辛丑条约》，民族危机空前加剧，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之时，慈禧太后在内忧外患下被迫宣布实行“新政”。当时，“新政”的内容之一就是改革军制，建立一支近代化的军队。由于清政府在战争中领教了日本军队的厉害，派人来这里学习花费的银两又少，所以决计选派一些立志军事的青年插人日本军校留学；而日本在日俄战争前后，主要对头是俄国，接受中国留学生既可拉拢清政府，又可培植自己的“亲善”势力，故也乐意张开怀抱以示欢迎。这样，大批中国青年各怀不同的目的拥进了日本的各类军校。
冈村宁次在1907年至1910年的3年时间里，从第4期开始接手总共在“陆士”带过3期中国留学生。其中，第4期55人，第5期54人，第6期47人。这些当初被日本同学瞧不起的“支那人”，后来回到积贫积弱的中国可就了不得了，像这里面的阎锡山、孙传芳等，恐怕当他们的日本同窗乃至教官还在日军里领尉、佐级薪水时，阎老西和孙佛爷就已经是腰缠万贯、割据一方的土霸王了。当然，这些留日学生中也不净出军阀头子，像反袁英雄李烈钧、抗战时正经卖过力气的国军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也曾与冈村有过“师生之谊”。
军校里的学员区队长，类似于今天各大学里的专职班主任。冈村宁次跟“陆士”这群中国留学生厮磨的3年时光里，与那些张牙舞爪的日本同僚有所不同，是个有心计、有眼光之辈，知道将来会用得着这批人。虽然他骨子里同样视中国人为低能，但表面上佯作谦和平等，给留学生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925年，已割据江浙一带的大军阀孙传芳屡屡邀他做自己的私人军事顾问，据称就是仰拜他做中国学生区队长时的学识人品。不过，这位孙佛爷对他的“老师”太抠门儿，支给的薪水仅相当于日军的少性级，比冈村本来的级别还低了一等，弄得冈村时常借口“薪水不够侍养老母妻儿”而闹辞职。倒是何应钦一直念念不忘“师生之谊”，日本战败投降后，对先是监视居住后陷于囹圄中的老冈村，在衣、食、住、行、医等方面唯恐照顾不周，并联合汤恩伯等国军大员千方百计为他开脱罪责，最后竟使这位侵华日军总司令“无罪”获释。可见当初冈村宁次投桃报李，最终得了极大的便宜。
带了几期中国留学生“圆满”地完成任务后，明治43年（1910年）12月，冈村宁次被推荐上了日本陆军大学。陆军大学是战前日本军事教育体系中层次最高的一级，是为经过“陆士”学习并有一定实际锻炼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军官而设立的。正巧在冈村的“陆大”学习期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
长期以来，中国遭列强侵略，清朝政治腐败，中国民众的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之中。以反对清政府的所谓“铁路国有化”为契机，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后，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各省纷纷响应，中国的局势刹时大乱。
对邻国局势的突变，日本的反应是很复杂的。日本政府方面根据清政府的请求，进行了武器援助，同时乘机向中国提出了在满洲的权益要求；而日本军方则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表示“支持”革命军。民间的资本家们更是首鼠两端，纷纷向清政府和革命军双方出售武器，借机发军火财。
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军方立即动员几乎所有与清政府有关系的现役情报军官赴中国各地，一方面收集情报，一方面实地判断战场形势。其中，日军参谋本部的情报干才井户川辰三中佐，是这伙间谍的负责人之一。井户川于甲午战争以后被派赴中国，日俄战争时率日特潜入远至北满的俄军阵地，负责扰乱并切断俄军与后方的联络线，并因爆破长春以南的铁路和指挥“挺进队”袭击俄军弹药库而立功。特别是马匪张作霖因被日军怀疑为俄军做事而行将就戮时，多亏井户川见张是个“人才”，向负责处置他的田中义一中佐求情说项，这样才刀下留人，保住了这位日后“东北王”的脑袋。
当时在陆军大学读一年级的冈村，自然也特别“关心”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这年10月末的一天，他得知井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