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
“失礼了，神主。”宁永嘴上这么说着，心想巫师们惯于逢场作戏，见人称吉祥，无非是多得些馈赠罢了。这也难怪，宁永自诩满腹韬略学问，也曾在官场和商场上浮游过，但始终抑郁而不得志，所以他对未来前景的看法是晦暗的：“我家的人能成为皇国大将军，这怎么可能呢？”
宁永这样的疑问不是没有根据的。且不说冈村家祖上的门第并非属于武士门阀中品级高贵的阶层，眼下的家境也并不显赫和富有，而且最要命的是他家原是属于德川博府的御家人，尽管地位不高，但却是明治时代军政界打击和排斥的对象。
众所周知，日本的明治维新主要是靠关西地区的长州和萨摩藩的改革派武士发起的。特别是长州藩，带头从尊王攘夷转向倒幕维新，使德川幕府视其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幕府曾多次发兵征伐长州藩，但最终于1868年1月在鸟羽、伏见之战中，被长州等落兵打败。幕府最后一任将军德川庆喜，在得到对方保全自己身家性命和给予70万石之领地俸禄的允诺后，向讨幕军投降并献出江户城，自己带着家人返回老家水户藩。至此，德川幕府“三百年天下”宣告结束。同年10月12日，天皇睦仁在长州等藩改革派武士的拥戴护卫下，正式举行了隆重的即位大典。23日，改年号为“明治”（取自中国古籍《易经·说卦篇》“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并将原称庆应四年改为明治元年，同时规定“自今以后，一世一元，永为定制”，即一代天皇只用一个年号。11月4日，明治天皇从京都出发，亲自“巡幸”原为德川幕府直接统治下的关东地区。26日，驾临江户城，将江户改称东京，定为日本国都，同时将城内的西龙宫改为皇宫。显然，明治改元、天皇东巡、迁都东京的真实意图是用提高天皇权威的办法，建立巩固的中央集权，而倒幕有功的长州派武士诸如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自然也就在明治新政府中大权在握。
但是，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投降，并不意味着他原来的部下御家人也对新政府、特别是长州派门阀伏首。这些幕府武士先是组织“彰义队”进行抵抗，失败后又联合起关东和东北地区各路诸侯结成“奥羽越诸藩同盟”，以更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新政府，在史称“戊辰战争”的日本内战中，重创长州藩武士控制的政府军，连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的几个亲朋好友都在厮杀中阵亡。明治政府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最终镇压了幕府余部的反抗，重新统一了日本。而心有余悸的伊藤博文得胜后权势更加炙热，一时竟怒言：“今后皇国的陆海军中江户（即东京）人和关东诸藩子弟，不得充任中佐以上的军官！”
十几年过去了，日本军界虽然发生了些许变化，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的想法也多少有些改变，但他们还在世，关西长州派掌权的基本格局依然如故，他们压制来自关东地区军人晋升的既定人事政策也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所以在当时（甚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军队中，来自关东地区和江户的子弟，尤其是出身家世与德川幕府有些沾连的人，当兵或是充任中下级军佐的倒是不算少，但绝少能跻身于高级将领之列。岁月悠悠，冈村宁永饱经政情世故，对这一点岂能看不清楚？因此他对白衣巫师的预言并不放在心上。
偏屋翻建后不久，阿定便生下了一个男孩，但宁永夫妇这头胎儿子没能活下来，仅因赤痢而夭折了。冈村宁次是他们后来生下的第二个儿子，由于长男夭折，次子实际上被视为日后掌门立户的长子。
1884年5月15日，冈村宁次呱呱落地。由于日本孕妇在胎儿隆起后有束腰的习惯，加之不足月份，所以他出生时略显瘦弱，宁永夫妇甚至担心这个孩子仍然活不下来。当然，这个孩子后来平安长大，并终于成为日本陆军大将，在中国战场上充当了侵华恶魔的角色，但他矮小瘦弱的身材确确实实减损了其大将的“风度”和“威仪”，他自己也曾在日记里为此而流露过苦恼。这是后话。
中国人讲究婴儿出生后一个月，要过满月；而日本的风俗是孩子生下来的第7天便是应该庆祝的日子，日本人称之为“御七夜”。按日本的旧习，这一天要由婴儿的外祖父或委托父母信赖之人为孩子起名字。不过，进入了明治年间以来，这些习俗有所打破，由孩子父亲自己起名的越来越多。但不管谁为孩子起名字，都要注意汉字的使用范围，因为用于名字里的汉字在法律上是有限制的，否则官衙里的户籍管理部门不接受登记。在日本，一般老大如是男孩叫大郎、一雄、一男者多，如果老二则起名次郎、昭一二等；女孩则多起名和子、良子、加代等。冈村宁永的第一个男孩虽然夭折，但作为父亲，在其悲哀的内心深处仍要为他留下名份和位置，好让以后将会陆续出生的孩子记得他们有这么个长兄。所以他取自己名字里的“宁”字，再加一个表示顺序的“次”字，给这个刚出世不久的瘦弱男孩起名为冈村宁次。
日本民间的迷信意识中，每年5月是妖魔泛滥、灾难四起的凶月，而冈村宁次恰恰是降生于这个月份的正中间。据说阿定分娩前的几天，曾梦见一只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