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战斗中，德军就损失了三百五十辆坦克和一万名官兵。
突出部南侧的战斗也十分激烈，损失的严重程度便是证明。例如，坦克第19师坦克第73团，到进攻的第五天只剩下两个连了。步兵第332师损失了三千七百人，而坦克第6师也遭到重大伤亡，只剩下四十七辆坦克了。
就在这个时候，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以最高统帅部驻当地代表的身份，命令西方方面军和勃良斯克方面军发动攻势。三天以后，即在7月15日，中央方面军向奥廖尔方向发起了进攻。
德军统帅部面临着一项紧急的决定，即是否将正向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方向进攻的部队后撤到它们原来的阵地。如在原来的阵地巩固下来，德军能指望利用在奥廖尔桥头堡作战的部队之一部。因此，7月16日，德军坦克第4集团军和“战斗”特遣集团军，在强大的后卫部队掩护下开始撤退。
与此同时，朱可夫命令近卫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1集团军沿奥博扬—别尔哥罗德公路向前实施迅猛的反突击。7月18日，他把草原方面军投入战斗，到了7月20日，沃罗汉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的所有集团军向正在撤退的德军实施了向心突击。当日日终，收复了德军7月5日发动攻势前苏军曾经占据的阵地。
7月底，近卫第11、坦克第4集团军以及第61集团军的部队接近了奥廖尔一勃良斯克公路和铁路线，到8月初，战斗已在奥廖尔接近地上打响。后撤的德军部队和车辆密密麻麻分布在公路和田野上，一眼望不到边，并且在几条主要公路上造成令人沮丧的堵塞。苏军的地面攻击机和轰炸机不停地向这些堵塞地点，向聚集在奥卡河各渡口的德军部队进行袭击。
当苏军接近奥廖尔的时候，他们发现这座战前曾拥有十多万人口的城市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工厂被炸毁，铁路车场被破坏。城市里只剩下高层公寓建筑物的零零星星的残垣断壁了。德军进行了顽固的抵抗，但红军部队终于在8月5日肃清了该城的残敌（见附图5）。
随着库尔斯克的胜利和奥廖尔与别尔哥罗德的解放，莫斯科第一次响起了祝捷礼炮。
“俄国首次决定鸣放祝捷礼炮和放烟火来庆祝库尔斯克的胜利，这决不是偶然地、灵机一动地作出的决定。”亚历山大·沃思评论说，“因为俄国统帅部懂得，俄国打赢了库尔斯克会战，它实际上就已打赢了这场战争。”或者说，正如斯大林所说的：“如果说斯大林格勒会战预示着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衰落，那么库尔斯克会战则使它面临灭顶之灾。”
7月31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为苏军将领们“卓越而果敢地指挥作战和抗击德国侵略者所取得的胜利”授勋：授予朱可夫元帅苏沃洛夫一级勋章；授予科涅夫大将库图佐夫一级勋章；授予布尔加宁中将红旗勋章。
荣誉和奖赏并没有使朱可夫放漫步伐。他继续亲自指挥关键性地区的作战。尼古拉·K·波佩尔在他撰写的、于1960年出版的《坦克转向西方》一书中，对于朱可夫视察在库尔斯克附近陷入困境的一支坦克部队的情形作了记载。虽说他的记载抱有偏见’但却是饶有趣味的。职业军人朱可夫同集团率政治委员、后来成了赫鲁晓夫的辩护士的波佩尔将军的关系，很可能是非常冷淡的。波佩尔是这样描写朱可夫抵达A·Ⅱ·格特曼将军的司令部的：
朱可夫元帅走下他的车子，砰地一声关上车门。在他走向格特曼的帐篷时，很快地向周围扫视了一眼。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司令部。指挥员们怀着担心和期望注视着朱可夫的到来。所以担心，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朱可夫来到哪个部队，不管公正不公正，反正不狠狠训斥一些人，不把一些人撤职或降职是不多的。所以抱着期望，是因为最高统帅部代表拥有很大权威，能够使部队采取行动，能够在任何时候（因为他对情况了如指掌）迅速作出决定。
这一次，朱可夫大发雷霆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情况实际上发生了悲剧性的逆转。列昂诺夫的坦克旅同主力部队的联系被敌人切断了。
可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在还没有把情况弄清楚的时候指责别人，而且暴跌如雷呢？有人说，一个司令员训斥下级是要使他们于得更好，更迅速地采取行动和多动脑筋。我不相信这一点。不到五分钟以前，格特曼还是果断而坚定的，可现在他不知所措了。
接着，波佩尔对朱可夫的指责变得尖刻起来：
粗暴——我们这一代的许多指挥员，都把它同朱可夫元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并不是他一个人自我沉洒的东西。他认为他有权侮辱他的下级，他的这种看法就象传染病一样传播开来。有些指挥员就采取了象板着面孔的军纪官一般的傲慢态度，有时这甚至成为他们的一贯作风，然而它是同我军的真正民主的性质格格不人的。
波佩尔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如果可以这样称呼他的活，他的道路是坎坷的。他对朱可夫的批评后来遭到指责。不过，在他的书出版的那个时候，党的方针号召人们谴责朱可夫的“波拿巴主义者”的倾向。
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