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向您报告！”
原来，特罗茨基于1939年在哈勒欣河战役中，曾在朱可夫手下作过战。这位上校当时担任坦克第11旅参谋长。该旅在巴英查岗山曾打败过日军步兵第23师，这个师是皇军禁卫军的一部分6朱可夫遇见老朋友自然很高兴。
特罗茨基报告说，德军已占领了尤赫诺夫，他们的先头部队占领了鸟格拉河桥。向卡卢加派出的侦察部队查明城里暂时还没有敌人，但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正在进行战斗。在那里作战的有步兵第5师和第43集团军的一些撤退的部队。特罗茨基指挥的属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坦克旅，已经在这个地区呆了两天了，但还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朱可夫吩咐特罗茨基派联络军官到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去，向布琼尼报告情况，并要他把一部分坦克部署到前边去，组织防御，以掩护美登的接近地。朱可夫还指示这位上校，通过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把朱可夫对他下达的命令通知总参谋部，并向总参报告朱可夫要到卡卢加的步兵第5师去。然后朱可夫同他告别就动身了。
这时已经很明显的是，必须把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并起来，统一指挥。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和科涅夫一起在克拉斯诺维多沃的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开会讨论局势，最后认为这两支部队应立即重新改编为西方方面军，并向斯大林建议任命朱可夫为司令员。最高统帅部同意了这项建议。朱可夫很快收到一封电报，电报内容是；最高统帅命令你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你已被任命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10月10日凌晨，朱可夫来到位于莫扎伊斯克西北约两英里的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们仍在那里。对此，朱可夫后来说：“从他们在这样紧急的时刻匆忙赶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这一事实来看，从我跟国防委员会委员们的谈话来看，很容易判断出最高统帅对莫斯科附近出现的困难而又非常危险的局势是极为忧虑的。”
朱可夫在关于这次会战的回忆录中概括了10月初最高统帅部感到忧虑的一些问题。他指出，西方方面军司令部、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和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部对于形势的估计有严重的错误。在德军正在为这次攻势制订计划的时候，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没有进行必要的防御准备。尽管最高统帅部曾发出警告说德军集中了强大的部队来对付他们，但他们忽视了侦察，没有把他们的部队配置在受到严重威胁的方向上。没有组织纵深防御，也没有把防坦克部队和方面军预备队及时调上来。没有趁敌人的主力在出发地域集结的时机，用炮火和航空火力打击这些敌人。当德军在维亚兹马地域突破苏军防御时，司令部没有作出安排，来撤退面临被合围危险的部队。结果使第16、第19、第20、第24和第32集团军被合围了。
朱可夫正在方面军司令部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一起开会的时候，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从7月起兼任此职）确认已批准他担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并问他是否有不同意见。斯大林同意让科涅夫担任方面军副司令员，并赞成朱可夫的建议，把加里宁方向的部队交给科涅夫指挥，因为这些部队离方面军司令部太远，需要有一个辅助指挥机关。斯大林告诉朱可夫说，预备队方面军的剩余部队和莫扎伊斯克防线，以及正开往这一地区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也都交给他指挥。斯大林最后命令道：“赶快把一切都抓起来干吧卢
埃里克森写道：“朱可夫——红军最能干的首脑之一，担负起这个最重要的方面军的领导责任。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整个战线上的红军部队中，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兵力集中在莫斯科西部接近地上。单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最高统帅部确实把它看作是最重要的方面军。”
朱可夫的一位亲密同事K·K·罗科索夫斯基写过这样一段话：
在这以前许多年，我就已认识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了。戎马生涯使我们多次聚首。多次久别，我们之间职务上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我看来，T·K·朱可夫始终是一个意志坚强、处事果断、具有杰出的才干和天赋的人，一个要求严格。坚持始终和目标明确的人。所有这一切品质对于一个精明强干的军事首长来说无疑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品质正是朱可夫的特点。说真的，有时候他的严厉超过了可以容许的限度……我应当说，在莫斯科会战战斗最激烈的那段时期，我认为我们的方面军司令员有时候犯有无端采取粗暴态度的错误。①——
①K·K·罗科索夫斯基著《在沃洛科拉姆斯克方向》，载苏联《军事史杂志》，1966年11月号，第47页。——原书注
人们必须记住，正是由于朱可夫具有这些品质，他不去考虑下级的个人感情，才使得他能够组织起莫斯科的防御。为了挑起挽救莫斯科和俄罗斯祖国这个极其沉重的担子，他每每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于是他在全军就有了这样的名声：他是一位严格、顽强、果断，甚至态度粗暴的司令员。
朱可夫以他特有的精力着手执行他的新任务。他同科涅夫和索科洛夫斯基（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