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的后裔。多数海峡土生华人效忠于英国人，送子女到英校受教育，希望子女将来能在以英语作为行政语言的殖民地当专业人士和政府雇员。最忠心的加入了海峡侨生公会，人称“皇家华人”，公会的主要负责人受封为爵士。
但“皇家华人”只占华族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其余是新近到新加坡、说中国话的华人。他们说的不是英语，面是自己的方言，主要是闽南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和海南话。他们的子女进华校，学华语。这些人跟英国当局绝少接触，过着自己的生活，到战后还是跟战前一样，没有融入新加坡社会。
他们的效忠对象是中国，不是英国。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进入马来亚森林同日本人作战的正是他们，其中多数成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游击队员。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组织，他们盼望将来不但赶走日本人，也赶走英国人。日本在英军反攻之前突然投降，出现了权力真空，麻烦来了。
人民抗日军占领了马来亚内地一些小镇，下令当地人筑起拱门欢迎他们，把他们当作抗日战争的真正胜利者。他们在当地掌了权。幸好他们没在新加坡这样做，但也制造了大混乱。他们身穿形形色色的卡其布制服，头戴模仿中国八路军的布帽，在胜利的时刻显得飞扬跋扈，强行征用房地产。他们成立人民法庭，立即处置各族敌奸。在一次事件中，20名华族探员被逮捕，塞进猪笼等候审讯。
抗日军以商人过去跟敌人勾结为由，向他们勒索敲诈。许多显要人物被迫向人民抗日军大量捐献，以便赎罪。年轻的流氓利用抗日军的证件，在市区公开敲诈勒索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来势汹汹，加上私会党党徒借机声称他们也曾参与抗日，在这种情形下，英国部队根本无法恢复法律和秩序，局面一片混乱。幸好因交通不方便，大多数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局限于在马来亚活动。那是他们以前的活动地盘，所以他们在那里较能发挥影响力。
抗日军暗藏武器
英国军管政府宣布，每一个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员交出武器就可以得到350元。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大约6500名抗日军，包括在新加坡的数百名，上交了武器。1946年1月6日，英国人在市政局大厦外面举行一个仪式，一小队抗日军穿上制服，列队接受蒙巴登勋爵的检阅，并由蒙巴登勋爵给16名领袖别上勋章。陈平获颁缅甸星章(1935。”45)和战争勋章，他紧握拳头回礼。报上当时形容他是共产党游击队的司令。官方承认抗日军为打败日本作出了贡献，这就使他们有了地位，借此尽量扩张势力。与此同时，他们把许多武器暗藏起来，准备将来使用。
共产党把一些受英文教育者吸收到正在形成的统一战线中。一批所谓的知识分子——律师、教师、莱佛士学院毕业生、从剑桥大学回来的学生——组成了马来亚民主同盟，总部设在桥北路自由舞厅内舞池上方的几个破旧房间里。他们诱骗老菲利普·何亚廉出任主席，使民主同盟显得体面。他们需要他作掩护，以便利用民主同盟作为外围组织。老菲利普·何亚廉是个律师，也是我家的朋友，因为认识他，我偶尔会到民主同盟走动。民主同盟成立的意图看来倒还合法。英国已经宣布组织马来亚联邦，包括九个马来士邦和槟城、马六甲两个海峡殖民地，不包括新加坡。那就是说，新加坡会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这是不能接受的。民主同盟要求让马来亚和新加坡作为一个整体独立。
菲利普·何亚廉协助起草宪法。我虽然看过草稿，却没参与其事。共产党方面认为，宪制改革的主张无关重要，他们要的是全部的权力。民主同盟不过是个外围组织，目的是动员受英文教育者协助他们实现目标。1948年共产党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反对英国，民主同盟宣布解散。
在日治时期的三年半里，我目睹了人世间许多不公平与荒谬的事。这段教育，战争一结束也就完成了。如果说我因此而获得一张现实生活的大学文凭，那么，新加坡光复后第一年的所见所闻，则是我的研究生课程。这个时期的情形跟我记忆中30年代殖民地时期的情形大不相同。从拘留营出来的英国文官纷纷回国疗养，临时凑合的政府部门由英国军管政府临时官员掌管。
担任主管的英国准将、上校和少校都知道，他们的任期只到复员为止。一旦复员，职务会全部解除，得恢复平凡的平民生活。意识到这点之后，许多人尽量利用手中的权力。他们的需要嘛，唉，跟日本军官没什么差别——找些便于随身携带的值钱的小玩意儿，到时带回英国。因此这类玩意儿很吃香。得到好处后，他们发出许可证和提供稀有物资，给本地人一个发财的机会。但他们跟日军有点不一样，他们不欺负人，也不压迫人。
日本人下台了，许多房子空置着。我们得离开华厦的住房，维多利亚街的店屋又不合适，母亲和我开始物色新居。欧思礼路是个中产阶级住宅区，1942年欧洲人离开之后，一度住的是日本平民。我们在欧思礼路38号和40号找到了两栋一模一样的房子，两栋房子里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