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身之前,母亲千方百计地要我跟华族女子订下个名分,免得我将来娶个英国妻子回来……母亲先后给我介绍了三个背景不错、社会地位也不差的女子,我却无动于衷。她们年龄适中,家道丰厚,相貌也可人,就是引不起我的兴趣。我有了芝,已经心满意足了
1942年2月15日《海峡时报》出版了最后一期的一大张报纸后,宣布停刊;1945年9月7日复刊。那天第2版有一则加框新闻写道:
“‘东京时间’在马来亚结束
马来亚将不会再用日本时间……将来使用的是1942年2月15日以前的本地时间,比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早七个半小时。”
恢复使用新加坡的自然时间,加上战争爆发时为节省用电开始调快的半小时,使我心情舒畅。
两天前,印度第15军开抵丹戎巴葛和岌巴港。lO0名通讯员先登岸,他们代表世界各地的报纸和新闻社。随后是英国军官和印度军官率领的印度军队;他们全副武装,以便随时应付任何突发事件。他们分散到丹戎巴葛和岌巴港各处以及岌巴港对面的火车站,然后开往市区。交通要道还都由日本兵把守着,以确保从港口和哥烈码头通往主要道路的交通顺畅。我看到第一批印度军乘坐卡车开到史丹福路,这使人想起1942年参加过战斗的印度军。我记得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差劲,排成整齐的行列投降,还有数千人倒戈参加了印度国民军,我感到不安。
一两天后,清一色的英军登陆,开进市区,我这才比较放心。那是人们欢腾庆祝的日子。他们觉察到日治时期的噩梦终于结束,好日子就要回来了。种种好兆头出现了。军人慷慨地分赠香烟,那是盒装海军牌香烟;战前的存货卖完之后,三年来人们一直买不到。军人也带来优质啤酒、尊尼沃克威士忌和戈登纯杜松子酒,这些东西全都流人了市场。我们相信很快就会有大量的白米、水果、蔬菜、肉类和罐头食品,虽然这样的情况还要过些时候才会到来。在头几个星期里,人们欢欣鼓舞,兴高采烈,欢迎英国人回来。
1945年9月12日,星期三,听说会举行受降仪式。上午10点半左右我步行到市政局大厦,在对面的大草场上等候。我并没有白等。只见以日军总司令板垣征四郎大将为首的七名高级日军将领,在戴红便帽和臂章的英国宪兵引导下,从谐街走过来。他们跟许多日本军官不一样,不是拖拖沓沓地走,而是一本正经,面无表情,凝望前方。人们吹口哨,发出嘘叫声和嘲笑声。日军将领是奉了天皇之命,前来签署正式降书的。后来人们看到许多军官承认战败,纷纷解除武装,把武士刀放下排起来,成了战俘。但走上市政局大厦台阶的七名将领,却代表并未在战场上打败的军队。他们原本会战斗到死,使憎恨他们的新加坡人完全相信,他们决不投降,宁可在烈火中跟大家同归于尽。
45分钟后,英国东南亚指挥部总司令蒙巴顿勋爵亮相了。他身穿白色海军制服,同行的有海陆军将领,还有七八名代表同盟国部队的军官,包括印度军官、中国军官、荷兰军官等。他脱下军帽,向在台阶前面组成警戒线的士兵欢呼三声。
过去的生活不复返
到了1946年初,人们很快发现,新加坡过去的和平、稳定、自由、舒适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市内到处是穿制服的士兵,新开设的咖啡馆、酒吧和舞厅挤满了士兵。战前的殖民地商行无法立即重新开业,因为原来的英国员工不是已不在人世,就是由于被长期拘留而需要休养。商船没有定期开来,英国本土货物也不多。战前商品流通的情形要恢复过来看来还需要好多年。连过去替政府工作的本地人也回不了办公室,不少人一直失业。新局面乱成一团。正如在英国那样,小商贩兴旺起来。大部分日常买卖仍然在黑市进行。黑市成了自由市场。
街上有无数的吉普车和摩托车,却没有新汽车和巴士。有轨电车陈旧不堪。路上到处坑坑洼洼。电话用得太久了,线路有故障,声音不清楚,却更换不了;电力供应也不足。一切都需要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在沦陷时期的苦难岁月里,我们一直在怀念过去的好日子,生活在期望之中。这样的期望往往从怀旧开始,高得不切实际,注定会破灭。基础设施失修了,房地产没了,人们病了、老了、死了。生活得从现有的低水平继续下去,真叫人扫兴。
话又说回来,经过日本军管政府的恐怖和高压统治,哪怕英国军管政府有不少缺点,生活还是好过得多。英国官员和平民看出本地人欢迎他们回来,也以同样的热情回报,办事尽心竭力。许多英国官兵跟同他们打交道的本地人分享军方的配给品、香烟和洋酒。不少本地人会说英语,了解英国文化,了解英国的政体;连没受过教育的人也对接触到的英国殖民制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海峡土生华人”早就成了殖民地社会的一部分,对殖民地社会重新出现自然高兴万分。他们虽然保留了大部分的华族文化,不少人却已经不再讲自己原来的方言,只以巴巴马来语交谈。早期移民没把家眷从中国带来,娶了本地妇女为妻,他们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