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域则赶紧解释：“我们先前请张竞生到北大教书，原指望他好好地当哲学教授，谁知他到处宣传性学闹出飞天大祸来，如若不制止，后患无穷。所以我们把他监禁起来，惩罚他一番免得他流毒青年。”
那位中委蒋君听后反驳蒋梦峻说：“什么是哲学？我看过他的性史就是一部好哲学。你们怎么说他有罪恶呢？我说呵，你们也做得太过头了，对一个手无寸铁的读书人怎能如此残酷呢？我眼你们立刻把他放了，否则我就要代他上诉……”这位中委，又兼任某地区的军事长官，是一位颇为豪迈的军人。凭他的地位是没把蒋梦峻等人放在眼里的，故可以在席上大作批评。说到动情处他居然举起酒杯向满座宾客大呼：“第三种水万岁！”满桌人头浮动，群情高昂，那班反对者也无可奈何。
“第三种水万岁”的呼声停止后，蒋梦峻觉得完全失败、无地自容，他觉得就这样自认失败实在是心犹不甘，一条毒计便涌上心来。他站出来说：“张竞生与他的情妇都是共产党要人，他们此遭到西湖山顶的烟霞洞名为避暑，实则暗为钱塘口地方的共产党人遥相呼应企图攻入杭州。所以我为防范起见把他拘留以绝祸根。因为此事暂时秘密所以假借性史的罪名加在他头上，可在我们心里是有想法的。”蒋梦峻搬出这些欲加之罪，果然把那位蒋中委吓住了。他虽爱读张竞生的著作，却对张竞生的底细不甚情楚，也不知道他是否真是共产党，而以他的地位无疑是反对共产党的，于是也就缄口不言了。蒋梦峻抛出这条毒计，让那位中委失了锐气。可张竞生那位潮州友人却并不甘休，站出来说：“诸某是潮州的乡下婆，我们熟知的怎么说她是共产党？至于张竞生的历史行径清清白白，在北京上海两地教书，更不能横加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格某是嘉兴人（不是潮州乡下婆），与陈君事前是不相识的，她当国共合作时曾任短时间的上海市妇女部干部。蒋梦峻可能知道这件事就拿这事来诬陷她，以为这案是成立了。可事实却不是这样，格某既然是政治上的要犯，就该扣留她而不应该单扣留张竞生一人。至于张竞生的历史与那时在上海的所为，丝毫与共产党没有关系。蒋的假词不过是一时恶毒的心计。因为假借性史被蒋中委驳斥，只好假借政治的罪名加诸张竞生。殊个知张的朋友陈君的一番谎话使他的毒计不能实施，这也可见小人作恶徒见心劳口拙了。此事的结果就是浙江省主席答应明天放人。
第二天早晨，警察局设了个刑事庭。当张竞生仍以囚犯的身份被带去时，那位正襟危坐的甲判官要张竞生承认罪恶。张竞生说：“我来西湖不过二日，足迹尚未一涉杭州，怎能说我是来此宣扬性学呢？我所带书供我自修，不曾有哪一本在杭州出售，我何罪之有？”法官当堂令人将张竞生的书籍打开，仅有一部巴黎出版的毕加索的裸体画册在里面。那位审判官以为找到证据，声音立刻高昂起来。
张竞生反驳道：“这是友人所赠我的，画本上有他的签名，而且这本画册在法国是公开的，全是著名画家毕加索的画。毕加索，你们懂吗？难道这也是淫秽的画像？”张竞生又进一步说，“就算这是一本淫书，这是我个人所看的书籍，以我一个大学教授的资格，什么淫书我不能看？我来杭州既没有演讲也没公开出售书籍，你们说我有罪，我罪在哪里？”
法官对张竞生的辩论丝毫不能反驳，只得说上级有命令，如果不承认有罪是不能开释的。他递给他一张预先写好的罪状：宣传性学毒害青年，驱逐出境，在三年内不准再到浙江任何地方。这是一张状纸。法官叫张竞生在上面签字，张竞生死活不肯，这样就相持了两个多钟头。在旁边有许多友人，都是来迎接张竞生出狱的，他们都说好汉不吃眼前亏签就签，大不了以后不到浙江就是了。张竞生还待坚持，但禁不住友人的再三劝说，只得违心地在那纸上签了字。
终于恢复自由走出看守所，望着那高远深造的蓝天，他有一种再世为人的感觉。在浙江警察局的那些日子，他在心灵和肉体上已经领略腐败政府的残酷，他的心头滴着血和泪。
重新回到上海的寓所已是一贫如洗。生活已很成问题，诸丛雪只好卖掉自己的戒指以度过那困难时期。回国之后，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北京，张竞生的薪金都是优厚的，从未为没钱发过愁，没想到现在已是日暮途穷。生活，它第一次让他领略了贫穷的滋味。
不过贫穷也是短暂的，张竞生有一位姓刘的友人让他和一位住越南的中央要员作牵线人，于是又过起了“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生活。那朋友又许诺借几百元给他作去法国的旅费，他因感朋友的盛情，遂写了一封信给那位要员为朋友说项。同时他又得另一友人的介绍，得以与“世界书局”订立合同，他每月为书局泽述十万字，可先领二百元的版税。于是，张竞生每月留一百元为诸丛雪母子在上海的生活费，余下一百元为到法国的费用。
星光如水，从窗子里流过来照着诸丛雪母子。张竞生看着他们止不住地一声长叹。周围一片寂静，他让自己的身心完全静下来，冷静分析过去的日子和目前的处境。回国之后的这些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