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信转交了美国促进科普协会成员给我的慰问卡、梁汉宗夫妇送给我的绒毛小狗。他还给我带来了两种美国颈托和两只绒毛小羊。我是属羊的，冬天的羊。或许李杰信认为我能回北京的时候，天会很冷了，所以，还有一件灰条呢大衣。
当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李杰信用他那没什么乐感的嗓子给我录了一首《寒雨曲》。这是台湾的老歌了，歌中唱道：“雨啊雨，你不要阻挡了他的来时路！我朝朝暮暮盼望着有情侣。”他还说，即使我瘫痪了，他也要照顾我一辈子。
李杰信离开医院前说，等他再回来看我的时候，希望我能站着迎接他。
李杰信的心意令我感动。半辈子了，在我坎坷劳碌的人生中好像总是缺少着什么，总在寻找着什么，但我找啊找啊，总也找不到……不曾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一刻，我仿佛一只疲劳已极的孤雁突然有了一个温暖的归宿，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我又仿佛一个溺水挣扎了许久的人，万幸地触到了岸边，像小鸡藏到了老母鸡的翅膀底下似的，终于可以安心地歇息一下了。我真想放声大哭一场。我问自己，长久以来，我苦苦寻觅的难道就是他吗？
美国促进中国科普协会的成员抵达北京以后，便分头到中国各地去进行中学生航天飞机科学实验的省级评审活动了。李杰信去了东北，那里是他的故乡。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是以电报的形式通讯联络的。在青少年航天活动辛苦耕耘的过程中我出力颇多，但到了收获时节，我却被“钉”在病床上，动弹不得。所以，李杰信在电报中频频向我传达了活动的消息。他还在给我发来的一首打油诗里写道：“背井离乡三七秋，寻根梦园乡情流，清溪故里依旧在，犹记儿时嬉无忧。”李杰信告诉我，当他在沈阳一个偏僻的小邮电局给我打电报的时候，一位年长的男职工从他的电文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曾奇怪地问他：“吕大渝不是中央电视台的吗？她在深圳受伤了？”李杰信高兴地说，虽然我已退居了幕后，但中国的普通百姓并没有忘记我。我该为此感到欣慰。
李杰信返抵深圳的前一天，为了能站着迎接他的到来，我执意要郑大夫为我解除了“牵引”，虽然他原本计划再拖延一些时日。
解除“牵引”的那个早上，从下巴、脖子到整个上半身，我又立即被糊上了石膏，就像穿上了厚厚的一层盔甲。自此，在深圳的酷暑中，我又得忍受在不透气的石膏盔甲中的闷热了。但是，经历过二十五天“牵引”的磨难，我如同在烈火中涅槃过的凤凰，死而后生，再也没有什么不能忍耐的不适了。
经过Ｘ光的照射，我的伤势恢复得并不乐观，郑大夫说，我只是软组织连接，断骨并没有钙化。他说，今后，我将有个很脆弱的脖子，再也经不起任何碰撞了。
人到中年，造骨机能的减弱和噬骨机能的增强是不可逆转的规律。虽然在我疼痛难耐的时候，使用吗啡能够减低疼痛的强度，但也因此会大大降低肌体的恢复能力，歪打正着的是，并不是我有着这方面的常识，而只是因为明白吗啡属于毒品，使用之后会上瘾，所以我在治疗的全程中从未要求打过吗啡。这也是我能恢复到今天这个程度的有利条件。但是，由于我不到非不得已的地步，不愿麻烦别人的习惯，从“钉”到病床上以后，每天几乎不敢吃喝，特别是牛奶、排骨、鸡蛋之类含有大量钙质的食物。我总是以一点稀饭和榨菜打发日子。如此，在造骨机能本已低下的年龄，我更失去了骨伤钙化的机会。
这场车祸，我的确是“大难不死”。“牵引”手术之后，因为一件事情的刺激，我曾有过一段短时间的情绪焦躁，人好像飘浮到了半空中一个悠远的地方。当郑大夫翻看着我眼睑的时候，我的神志突然清醒了。我说：“郑大夫，你是不是以为我死了？”虽然他没有给我任何回答，但我却体会到了一个人垂死前无奈的心情。我想到了还没成年的两个孩子。若我撒手了尘衰，孩子的人生之路，只有靠年幼的他们自己去走了。
我是已经死过一回的人了。打那以后，我的情绪振作了起来。为着爱我和需要我的人们，我不会死，我一定会站着迎接李杰信的到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
“钉”在病床上的二十五天，我的双腿变得很细，连我去趟厕所都无力站立起来。在李杰信即将到来的那个白天，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双腿的机能，我在华强医院的楼梯上不知上上下下了多少回。我一定要稳稳当当地站着迎接李杰信的到来。
那天，我的护理人员与我一样兴奋。他们让我换上了平日的衣裙。但是，在石膏盔甲外面穿上女装，又是个没有头发的“尼姑”，我的形象怎么看也是不伦不类。不过，我的脑袋很圆，剃了秃头，模样并不难看。
从下午开始，我就一趟一趟地到华强医院的大门口张望。我深信，李杰信一定会像他说的那样，在那天赶来看望我的。哪怕时间再晚，他一定会来的。
傍晚，当我持续在门口站了近两个小时的时候，李杰信在严明娟的陪同下，从夕阳的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