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显得过于迂腐了。她又不是专题部的成员，对专题都毫无感情，怎么可能考虑到专题部的业务拓展呢？
不卑不亢应该是做人起码的尊严。就电视业务能力而言，虽然我自信比她强得太多，但在中国人还没有富足起来的年代，我一个月才几十元的工资，连在大饭店回请她一顿的能力都不具备。“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不喜欢那种不能平等往来的寒酸感觉。虽然老朱希望我去与靳羽西交涉一下，但是，我没有再去找她说过一句话。
自那以后，我与靳羽西再无来往。虽然她一九八四年对我自荐在纽约十分知名，但自我赴美后，却从未听人提起过她。我在纽约联合国工作的亲友们也没有一个知道在纽约有位叫靳羽西的电视人。但在讲究“名人效应”的中国，如今，靳羽西似乎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了。
在美国电视中播放节目的租台费是笔昂贵的支出，如果在全国电视网播出则更加可观。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外国商人在中国打开商品销路的电视广告费用，也应该是中国的一笔不小的收入。
去国数年，我回北京探亲时，听说靳羽西嫁给了一个美国犹太商人。在中国，我没有见到那个叫作《看西方》的电视节目，却看到了据说销路颇好的“羽西”牌化妆品。我疑惑了。她当初进入中国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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