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证明和噤声要求去找了主持工作的党支部书记，表示了无法参加“五·一”播音工作的原因。因为播音员紧缺，我曾善意地表示，如果人员实在周转不开，我可以带病坚持日常的播音值班。
但是，在宣布“五·一”转播工作人员名单的时候，我仍被安排在“五·一”播音工作的位置上。如果，这是对我的重用，即使我已力所不能及，也应心存感激。如果，播音员果真紧缺到除我就再无他人的地步，我也无话可说。可事实绝非如止匕。
实际上，所谓“五·一”游园实况转播中的播音部分根本不是现场直播。那时，大约防备播音员在现场直播时呼喊“反动口号”、发表“反动言论”，为了“安全播音”，所有的解说词全部录音播出。当时播音组有三名播音员，在我声带出血的情况下，安排另外两位一男一女播音员参加“五·一”播音工作是绝对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党支部书记却安排了播音组里另一位女播音员去了中山公园音乐堂。其实，那个被安排坐在音乐堂里的人选，只要是个头脑清醒会说中国话的人就有能力担当，因为其任务简单到只是向转播车内的电视导播通报华主席和“中央文革”首长抵达和离开会场的消息而已。但是，在那些年里，党支部书记却把去音乐堂向转播车里的导播报告中央首长的行踪，当成了奖励立场坚定者的手段。
自从“四·五运动”遭到镇压以后，紧接着开始了追查所谓的“总理遗言”。其实，历经了近十年的“文革”，对那种把矛头明显地指向周总理的运动，几乎已经没有群众理睬了。就在宣布“五·一”工作人员名单的大会上，播音组一位揭发亲兄弟传播了所谓“总理遗言”的同事，在那个“五·一”，被奖励到音乐堂前排的“机要岗位”就坐，因此，我声带已经出血的事实，竟毫不在那位党支部书记的考虑之列。
但凡有些专业常识的领导不会不懂得让一条已经出了血的声带还去大喊大叫，对一个播音员、演员或歌唱家事业的前途意味着什么。而那位党支部书记又恰恰是从一个合唱团调到电视台文艺播出部的，他不应该是个外行。但在那个“党管一切”的年代，在生理病态和心理逆反的状态中，我除了俯首帖耳地去毁了自己的嗓子，还能怎么样呢？
那时，我每月只有五十来块的工资，一到月底，所剩无几。四月三十日录音前，我和白钢凑起兜里的全部零钱，买了二两散装巧克力。尽管我知道巧克力全然治不了声带出血，可我还是指望那平日难以吃到的巧克力能给自己长点底气。
我和白钢轮流进到播音室去喊上一段“热烈庆祝粉碎‘天安门事件’的伟大胜利”、“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的解说词。每当声嘶力竭嚷完一段的时候，我光想哭。为我播音员的职业感到深深的悲哀。
从那天以后，我一坐在话筒前，嗓子就立刻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噎得出不来声音。再往后，连平日张嘴说话前，嗓子也立刻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噎得出不来声音了。我试遍了针灸、电疗、蒸汽疗，始终不见成效。大夫说，我得的是神经性的咽炎，完全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发声障碍。
“文革”十年，我周围的人们日子也不好过。儿童片《祖国的花朵》的导演严恭伯伯也挨了整，但我与他始终有来往，保持着父女般的忘年之交。他是南京人，那时他住在长春。他的妻子兰馥馨也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是位译制片导演。我叫她兰姨。
小时候，严恭伯伯每次到北京出差或开会，总会把我找去，带我看参考电影，请我吃饭，给了我很多关照。我长大了，他老了，变成我对他多加关照了。从三年“困难时期”直至“文革”，东北的副食供应一直比北京紧张得多，细粮更是缺乏。我那时常为他做的事情，就是在他来北京的时候，用北京的面票买好挂面，送他上火车回长春的时候，把挂面也一起送上去。那时，北京火车站里穿着黑棉袄、黑棉裤的东北人，大包小包往回扛的全是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