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我去报考电影学院了。
虽然我满怀憧憬、大张旗鼓地温习功课，准备考试，但是，我并不走运。当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正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各行各业都在精简机构，电影学院也隔年才招生一次，那年刚好不招生。我雷声大雨点小地闹了一通，结果还是得老老实实地呆在电视台。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事隔多年，我常常庆幸上苍让我去不成电影学院的安排，否则，毕业那年，恰逢“文革”开始，与其像所有艺术院校的学生被轰到军粮城之类的军垦农场白白浪费艺术青春，还不如留在电视台干些播出第一线上的实事有价值，况且我后来已经深深爱上了电视事业。
如果我是个胸有城府的老练的人，即使想去报考大学，也应该不露声色地与领导私下周旋，但我并不懂得这些处事方法，而是事情还没开始，就已经闹得全台皆知。
早年电视台的领导中，妇女似乎不只“半边天”，人情味似乎也浓一些。现在想来，在那些老政工干部们的眼里，我只不过是个任性的大孩子，在我大闹了一通之后，她们并没有十分难为我。但是，对于我这种“来去自由”的作为，她们总得做点什么，才能对我有所教育，才能对群众有所交待。所以，政治处责成团小组开会，批判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那天，电视台政治处的领导还到场说了几句开场白。
一九六三年初，经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全国性大饥荒的高峰已经过去，国民经济大崩溃的形势趋向了缓解。林彪在军队里搞了多年的学“毛著”运动，并编辑了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一九六三年三月二日，在“大跃进”失败后，名义上已退居二线的毛主席看了沈阳军区某汽车团学“毛著”标兵、五好战士雷锋团公殉职的事迹简报，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大字，又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元帅和大将们个个题词。于是，一场“学雷锋、树新风”以及“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活动在全国展开了。
在团小组对我的批判会上，学雷锋运动正好派上用场。我不安心工作、想去读大学之举，在雷锋“作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精神对比下，就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了。但是，批判我的团员似乎并不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或许因为大都是与我平日私交不错的年轻人，当面批判狠了，以后不好共事，或许因为个个都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个好兵”的思想，他们并不认为一个才十九岁的年轻人想去大学深造而不安心工作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错。
团小组批判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不久，我就成了第一批“四清”工作队队员。那或许是对我的一种惩罚，但农村八个月的生活仍然令我兴致勃勃。
我去的是北京密云塘子人民公社。工作队队长是广播局对外部的叶夫。我和电视台的摄像师刘瑞琴及新闻部记者小朱分配在霍各庄生产大队。刘瑞琴是摄像组惟一的女摄像师，个子很高，大家称她为“大刘”。
霍各庄大队距离公社所在地仅八里之遥，由南霍各庄和北霍各庄组成，两个村子被一条只剩下河卵石的干河套相隔。我和大刘住在南村，小朱住在北村。那年我才十九岁，为了显得老成一点，我把‘小辫儿’盘在脑后，老乡们都叫我“老吕”。
所谓“四清”运动，就是在学雷锋运动的同时，为了抵制农业学大寨的左倾思潮，为了把三年“困难时期”在农村行之有效的一套政策以中央文件形式肯定下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主持制定了一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条例”，即“前十条”，并决定在农村进行一次“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的“四清”运动，以缓解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的矛盾。中央机关也大张旗鼓地组织了好几批“四清”工作队奔赴农村。
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朴，说是河北省公安厅的处级干部，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整理出被誉为“桃园经验”的关于“四清”运动的步骤和方法，并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国。
没过多少日子，原来受到毛主席亲笔批示赞扬的“前十条”，又被毛主席指责成为邓小平、彭真放弃阶级斗争，搞人人过关，变相保护地、富、反、坏，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云云。于是，又重新制定了一个“农村工作条例”，即“后十条”。毛主席在“后十条”上又亲笔加上了四个“千万不要忘记”，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共产党领导、千万不要忘记社会主义道路、千万不要忘记贫下中农”。
按照工作队的安排，我们依靠贫下中农，扎根串连、个别谈心、大会宣讲、小会讨论、发动群众，开展“四清”。我虽然年轻，可上级交待的工作都完成得不错，我们大队的“四清”工作还受过表扬。我没有赶上贯彻“后十条”。但是，既然人民公社本身就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又早已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荡涤得无影无踪，所以，管它“前十条”也好“后十条”也罢，我所参加过的“四清”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想必没有起到什么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