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在电视台的实践和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我认为一个播音员的形象不必非常漂亮，端正即可。尤其是女播音员，切忌妖艳。播音员个人的修饰，以及做作和表现自己等容易转移观众注意力的毛病都是应该避免的。
一个成熟的播音员，一切要从稿件出发，把观众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播报的内容上，才能使播音具有极高的可信度。我盼望自己尽快地成熟起来。
在电视台的工作中，我利用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眼界。
我从广播学院回到电视台不久，一九六一年四月，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就在北京举行了。我也和文艺播出部的年轻人一样，和全国兴奋的老百姓一样，卷进了一场乒乓球热。在我不值班的日子里，我会跟着社教部的体育记者张加成一行去转播现场，坐在摄像机旁看个过瘾。我对徐寅生的“十二大板”、张燮林的“海底捞月”以及庄则栋勇猛顽强的“小老虎”风格至今记忆犹新。
但是，一场乒乓球热过后，我热衷的仍是文艺演出的实况。我最喜欢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茶馆》、《骆驼祥子》、《雷雨》、《蔡文姬》、《关汉卿》、《伊索》、《悭吝人》等剧目我看了不知多少遍。于是之、蓝天野、刁光潭、董行信、朱琳、胡宗温、狄辛、童超、郑榕、英若诚等人艺老一代的演员，都是些学者型的艺术家。他们不只是北京人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
虽然，北京人艺至今已没有了当年《茶馆》的演出阵容，但我有机会回国的时候，仍然渴望看上一场北京人艺的话剧，听听那魂牵梦萦的“京片子”，那融入血液中的乡音。
源于自幼住校、拍电影以及参加少年宫等集体生活的经历，初进电视台的时候，我喜欢成群结伙在一起工作和集体生活，喜欢朋友，喜欢豪爽的“讲哥们儿义气”的感觉。
从广播学院回台不久，我就和赵忠祥、李振立、曾文济、王南生、陈汉元、于广华、王元洪等一群住在集体宿舍里的年轻人接近起来。“困难时期”的物质生活虽然极度清贫，但我在电视台仍然十分快乐。我和大家一起排练、一起录音、一起播出。一起开播前会和播后会，连去食堂吃饭都在一起。那时，即使当晚没有我值班，我也“以台为家”，仍然泡在电视台，直至播出结束，和大家一起去吃夜宵。
摄像师李振立是我们当中较为年长的一个。他勤奋好学，对古典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颇为入迷。他和赵忠祥整天津津有味地研究着《古文观止》或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类的诗词，对李商隐、李后主、陆放翁也说个不停。那时，我真觉得他们有学问极了。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阅读范围开始超出一般的中外文学名著，也读起了唐诗宋词。
李振立家在农村，他的妻子在“困难时期”曾带着刚出世的儿子到北京探亲。为了解决长年两地分居的问题，李振立后来离开电视台，回了老家。虽然从此他音讯全无，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九六一年冬天，他到西单买回了几根牛奶冰棍，在集体宿舍门口，我碰见了他。他说，牛奶冰棍化了水可以喂儿子。
赵忠祥比李振立多了点对外国文学的爱好。播音组里只剩我们两人的时候，他时常会蹦出点普希金、《红与黑》中的于连之类的话题。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是他最喜欢念的诗句。他眉毛倒挂，一副少年强说愁的表情，常常逗得我大笑不已。
电视台曾办过一个英文班，由国际组陈维熙任教，我和赵忠祥都成了他的学生。他是位归国华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有派”。
“文革”开始，这个英文班也垮了台，并成了首任台长孟启予“崇洋媚外”的罪证之一。不知什么时候，陈维熙离开了中国。
音响组的曾文济是个年纪不大的老广播，也是个很好的乒乓球手。他聪明好学，热情厚道，是个自学成才的音乐编辑，后来调到了电视台。平时，大家叫他小曾，不过，有时他也被凋侃为“胶带指挥”。在节目播出中他心血来潮的时候，常常在导演间像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似的，煞有介事。不过，他指挥的不是交响乐队，而是导演间播放配乐胶带的四台立柜式录音机。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于广华，一九九五年访问美国，我去华盛顿记者站探望他。他突然提起：“大渝，我还欠你两张工业券呢！”
那是在“困难时期”，许多商品都得凭票供应的年头，体育学院体操系毕业的于广华分配到电视台，成了一名时政记者，专门拍摄中央首长送往迎来的活动。有一次，我和他以及电视台惟一的女时政记者邓勤去北海溜冰。天气极冷，但于广华没有戴围巾，我就给了他两张工业券，当即买了一条新围巾。
这样一件三十年前小事，早已被我忘得干干净净，没想到他竟还记得如此清晰。回眸当年，那萧瑟的冬天，那清纯的友情，在朦胧中依然温馨。
王元洪身材细长，文人气质，风流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