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换了副驴肝肺”。
不和谐的音符破坏了播音组以往的平静。沈力从此不再刻意照顾任何人，周末和节假日她则安排四名播音员轮流值班了。
后来，这位儿艺的新同事不知为了什么事情离开了电视台，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也没有人再提起过她。她当年不过才三十岁左右，星移斗转，如今，她也该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
从儿艺新同事离开直至“文革”前，播音组再也没有来过新人，在我和沈力、赵忠祥轮流下乡参加“四清”运动的情况下，全台的播音工作又在人力紧张的状态中维持了几年。
我和沈力、赵忠祥默契合作的往事虽已十分遥远，但至今仍难以忘怀，只可惜在十来年共事的时间里，令人留恋的日子却只有短短的五、六年，许多曾是那么美好的人际关系都被文化大革命扭曲了。这是后话。
六十年代伊始的中国，电视还是个新生的事业，发射功率不大，电视机也寥寥无几，中央电视台在社会上远没有如今的气势。
即使创业阶段的电视台很不起眼，但电视台第一代工作人员在当年所表现出的敬业精神、工作热忱和协作关系至今无与伦比。
早年没有录像设备，全部节目都是直播，其难度、长度和紧张度都是后来人所没有经历过的。直播电视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第一代电视工作者由此培养了一身过硬的基本功。
我刚刚走上电视播音岗位时，虽然对工作适应得很快，但常常重复一个同样的噩梦：标志音乐已经响起，该我在屏幕上出现了，可我还挤在十九路公共汽车上下不来。惊吓而醒时，我一身冷汗，心跳不已，这一夜便再难以入睡。
那时，每次播出，基本由一个播音员完成常规工作。另一个播音员则担任诸如《春江花月夜》乐曲介绍、《国际知识》等专稿和《电视台的客人》等现场采访节目的播出工作
日常播出中，播音员先要坐在被称为“小播”的小演播室镜头前向观众致以问候，并播报当天的节目内容。
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小播音室里挤着播音员、灯光师。摄像师、美工师。技术员等好几个工种，一些意料不及的事情经常会分散播音员的注意力：有时是照明灯泡突然爆炸；有时是灯光师“老范头”的光头又穿了帮，耳机里传出导演对他大叫的声音；同在“小播”里工作的同事一举一动也都尽收眼底。但哪怕天塌下来，播音员也绝对要若无其事、临阵不慌。
报告完当天的节目内容，摄像机的红灯刚一灭掉，播音员就得立即拿着厚厚的一沓稿件脱离另有任务的“小播”，冲进对门被称为“插播”的播音室。因为距离接下来的《电视新闻》只有十几秒标题音乐的空挡，播音员要对着监视器上《电视新闻》的画面现场直播稿件，稍有耽搁，就会错过有关画面。
从电视机前的观众看来，当年播出的《电视新闻》、《国际新闻》、《电视纪录片》几乎和电影厂的成品记录影片一样，而实际上却是由值班导演、放映员、美工师、摄像师、音乐编辑、音响员、播音员等七八个工种当场合成的。
播音员在插播间对着画面直播的时候，尽管手中的稿子龙飞凤舞，画面也只能在播出前的下午匆忙浏览一遍，但直播时还得声情并茂，并尽可能使解说与音乐的情绪吻合，还要照顾到乐句的完整。那时的《电视新闻》、《国际新闻》、《电视纪录片》、《图片报道》等节目加起来，有时要直播一个小时左右，其紧张度可想而知。
每天的播出中，如果还有文艺节目或其它专题节目，完成了画外音解说工作后，播音员或是继续留在插播间播报各类节目的剧情介绍和演员表，或是返回“小播”在镜头前为下面的节目播报开场白，或是赶到被称为“大播”的大演播室为演员现场报幕。
电视播音员的工作是严肃的，稍一走神，往往会铸成大错。我尽量利用下午播出前的时间备稿。在镜头和话筒前，我绝不敢掉以轻心。
电视直播，充满了遗憾。一天的播出结束后，我总会对播报过的稿件重新审视一番，在每一份稿件中，我都有对自己不满意之处。我常常想：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假如再多给我一点备稿时间，我将改变语言的处理，我将播得更好。
电视播出的压轴节目一般都是电影、文艺晚会或球赛及歌舞戏剧的实况转播。最后，则以播音员播报《简明新闻》、《天气预报》和次日的《节目预告》收场。
当年，电视台的《简明新闻》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供。播音员得利用节目空挡，穿过大院，到广播大楼西翼二楼的电台新闻部取稿。发稿时间晚的时候，在回台的路上边走边看，有时连一遍还没看完，播出时间就到了。刚刚走上电视播音岗位，虽然有时令我紧张得近于痛苦，但那种充满刺激性的挑战仍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八十年代初调到电视台的杨伟光和沈纪都是当年为电视播音员提供过《简明新闻》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年轻的编辑。当杨伟光和沈纪分别走上中央电视台台长和副台长的岗位时，我已经来到大洋此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