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是被拉到了团中央少儿部，因为，我们在那里见到了少儿部的部长江敬文。
四个孩子都换上了白绸长袖衬衫，女孩子是灯笼袖的。我穿了一条豆绿色的宽背带裙，俞安玲穿的是肉粉色的。两个男孩一律穿浅灰色的西服短裤。
不知等待在前面的任务是什么，大家都有些忐忑不安。这次，我们是从学校直接去的，没有回家换衣服。发了衣服以后，忘记了是哪个男孩着急地说：“我没穿小裤衩，怎么办呀？”我们悄悄地商量起来，我说：“要不，就直接穿短裤吧。”虽然刚刚认识，但大家一下子就很抱团了，我们心照不宣地要保守这个“秘密”。
当天晚上，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七·一”游园晚会上，要欢迎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毛主席也要出席。我们的任务还是献花。
到了中山公园，少儿部的工作人员分配我和瞿弦和给毛主席献花，俞安玲和姓赖的男生给胡志明主席献花。
欢迎会在一个大殿前举行。当毛主席和胡主席从大殿里走出来，站在了又高又宽的廊子上时，我们四人就跑上去献花了。我和瞿弦和给毛主席献完花以后，又走到胡主席身边致意，俞安玲他们也换到了毛主席身边。毛主席问我们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们都不大听得懂他的话。他的湖南口音太重了。
接着，我们跟着毛主席和胡主席走进了大殿。这时，毛主席什么话都没说，就走开了。胡主席坐在沙发上，我们四人围在了他的身边。我以为毛主席去上厕所了，可他这一去就再没回来，也没有任何人来招待胡主席。毛主席的举动实在出人意料，我觉得这样对待客人太不礼貌，我很怕胡主席觉察，心里急得不得了。虽然语言不通，但四个孩子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和胡主席“谈话”。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和胡主席跟四个孩子在大殿前的，另一张只有孩子们和胡志明在一起。
我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跟胡主席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开了，我也不知道被晾在一边的胡主席是不是有点不高兴。
我觉得毛主席不如周总理和蔼可亲。
那天，我们完成任务后已经很晚了，少儿部的工作人员用汽车挨个送我们，我是第一个到家的。我们四个孩子虽然只在一起工作了一天，但分手的时候，大家好像已经很熟了。
隔了些天，瞿弦和被他父亲领着，找到了我家。他送给我两张“七·一”那天的新闻照片，还邀请我去他家作客。
瞿弦和的父亲叫瞿良，是北京第二十二中学的数学特级教师，印尼归国华侨。二十二中就在离我家很近的交道口东大街上。我后来听说，瞿弦和根本说不清我家的地址，“七·一”晚上，只是汽车先送我回家时，他在我家门口停了一下而已，是他的父亲带着他一个胡同一个胡同挨着找，才找到了我家。
他家那时住在后拐棒胡同二号，和我一起去作客的还有在电影《鸡毛信》中扮演海娃的蔡元元和他的哥哥蔡安安等好几个孩子。蔡元元扮演的放羊娃海娃，机智地把鸡毛信藏在老绵羊的大尾巴里，躲过了日本鬼子的搜查，送到了八路军手里。
那天，我们在瞿弦和家的院子里，聊天、捉迷藏，玩得很尽兴。
自那以后，我再次碰到瞿弦和，已经是四年后的暑假，在鹫峰参加北京市少年宫夏令营的时候了。
一九五五年初夏，在拍完了电影《祖国的花朵》后，我又有了一次“任务”，那是一次中山公园的游园活动，我和拍电影的小伙伴郭言陪同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钱达看了木偶戏，我告诉他，我的父亲在印度工作。
任务完成后，到一个白色帆布的大棚里吃夜宵的时候，我遇见了北京市市长彭真。他没有一点架子，还和小孩们开玩笑。说起要修建一个什么很大的设施时，他说：“如果五年以后，你们还选我当北京市长，我一定来办。”
我当时很奇怪：彭真已经是市长了，为什么还要再选？没想到，十一年以后开始的那场“文革”，就是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开的刀，作为最早被“揪”出来的党内走资派“彭、罗、陆、杨”，彭真首当其冲。他真的是再也不能担任北京市长了！“文革”中，每当看到满街在彭真名字上打着红叉的大标语，看到彭真被红卫兵揪斗的照片，我总会想起中山公园白帆布大棚里那位谈笑风生的彭真。
东四一中心后来改名为府学胡同小学。
这所小学给我带来了与三位中国共产党元老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彭真短暂接触的机会，后来，我又从那里被选去参加了中国第一部儿童片的拍摄工作。
虽然，我只在一中心念了两年书，但那段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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