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红桃花。
虽然从天安门向下望去，广场上是人的海洋、花的海洋，但站在广场后排的孩子却不可能看清楚游行队伍。每个孩子都兴奋异常，觉得那是一项极其光荣的任务。
在每所学校队伍的最前面，总由一位个子高高的男孩举着星星火炬为标志的队旗，只及他肩高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站在两旁，名曰“护旗”。我是幸运的，因为学校每次都让我护旗，我就总能站在第一排，放眼望去，一览无遗。
十点整，鸣放了二十一响礼炮以后，庆祝游行才会正式开始，但观礼的队伍则要提前很多时间入场，而由解放军担任的标兵，听说七点钟就得到位。我总为他们担心：不吃不喝还好说，但差不多连续八。九个钟头都得笔直地站在那里，想上厕所可怎么办？我后来听说，如果吃几个白煮蛋，就会不渴不饿也不想上厕所。我想，他们一定都吃了白煮蛋。
仪仗队的方阵、陆海空三军的方阵、文艺大军和体育大军的方阵，在每次游行前都要投入很多的时间练队，还会进行彻夜的彩排。当他们展现在人们面前时，那威武、壮观和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场面，往往使我产生一种中国人的自豪感。
当工人、农民、少数民族和学生等群众队伍过后，全体在广场上观礼的少先队员便一起举着桃花，欢呼着奔向金水桥畔。那成千上万个童音发出的“啊”的长音，令人震撼，催人泪下。
这时，穿着银灰色中山装的毛主席就会走到天安门城楼的东西两侧，摘下帽子，缓缓地向人们挥手致意。全场的大人。孩子一起仰望着毛主席。“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许多人还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人们真诚地相信“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每到这种时刻，就像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时那样，我的心中总是充满着神圣的感觉。“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我由衷地认为，我们少年一代是祖国的明天，国家的重担就在我的肩上。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在人们发自肺腑的欢呼声中，毛主席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转化，确定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思想基础。当我在天安门前欢呼跳跃的时刻，当我在金水桥畔被使命感充斥的时刻，万万没有料到，二十二、三年以后，当一九七六年毛主席去世时，我竟流不出一滴眼泪了。
在一中心的学生生活中，虽然在朋友的小圈子里，我如鱼得水，但在班级里，我仍然胆小。
有一天正在上课，突然有人进来说：“吕大渝，社主任让你到教导处去一趟。”我吓坏了，心“咚咚”地跳着离开了教室，一边跑，一边琢磨着自己最近犯过什么“错误”。等我到了面对着学校大门的教导处，见到杜主任和金主任两人都等在那里，吓得哭了起来。瘦瘦的金主任笑着告诉我：“别害怕。”她说：“你快回家换身衣服，有任务。”
那阵子，母亲正因高血压病休在家。我一溜小跑，进了大门就嚷：“妈，金主任让快换衣服，有任务。”但究竟是什么任务，我也说不清楚。
在曼谷时，母亲有许多好看的旗袍，回国后，穿不出去了，便都照着她那本美国儿童服装的画册给我改了衣服，有裙子、有背带裙裤，她还用从曼谷带回来的一块图案别致的人造棉做了一件连衣裙，都烫得平平的挂在衣柜里。
我换好衣服回到了教导处，金主任就让我跟着陌生人坐上汽车离开了学校。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我又换上了公家的衣服，是白绸子衬衫、毛料红短裙。接着，我们就去了飞机场。
我的任务是给来访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献花。阿里留着大胡子，头上裹着白布，他是印度尼西亚的总理。我按着大人们的要求，捧着一大束鲜花，跑了上去，先敬一个队礼，接着把鲜花递给了他，然后再敬一个队礼。我完成了任务，扭头就跑。
“哎！回来，回来。你怎么不理我呀？”突然，身后有一个人喊住了我，我这才看清了，原来在阿里旁边，还站着周恩来总理。我不好意思了：“我没看见您。”他笑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呀？”我说：“我叫大渝。”他笑了：“你为什么不叫小鱼呀？你为什么不叫大虾呀？”我说：“因为我生在重庆，渝是重庆的简称。”他又笑了。
我觉得周总理问我为什么不叫“小鱼”和“大虾”的话很好玩，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告诉了母亲。
周总理可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首都儿童向阿里献花的新闻照片。周总理在照片里微笑着看着我。虽然我只是个背影，可公家的那条裙子特别醒目，我想：真挺括呀，毕竟是毛料的。
后来，母亲剪下了这张照片给远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父亲寄了去。
不久，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我又有了“任务”。
汽车来学校接我的时候，车上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一个叫俞安玲的女孩，一个姓赖的男孩，另一个男孩叫瞿弦和。瞿弦和后来当了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