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汪伪政府中的大汉奸们，可以说绝大多数与重庆政府有着密切关系。
蒋介石要不是害怕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可能早就公开与日寇进行谈判了。唐生明之奉令投敌的任务之一，便是替蒋介石去拉拢这些汉奸。
唐在上海、南京等地几年当中，亲手拉过不少的人，也了解到蒋介石除派他担任这项任务外，还另外派了许多人从多方面入手来做这项工作。唐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从来没停止过。以拉拢汪伪中第三号巨奸周佛海为例，便可看出一些。唐到上海不久，周曾向唐打听从湖南到上海的路线问题，闲谈中唐才知道周的母亲马氏和他妻子杨淑慧的父亲杨自容、继母、妹妹等均还在湖南原籍，当时正准备派人去接到上海。唐了解到这情况后马上向重庆报告，并建议要拉周，最好的办法可以从他母亲、岳父方面下手。
戴笠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立即派人去沅陵、湘潭等处找到他母亲、岳父等人，把他们一起接到贵州息烽监狱囚禁起来，只是在生活上给以优厚的照顾。
约在1941年夏天，周接到湖南亲友的信，知道这些人已被扣捕，不知解往什么地方去了。不料这一情况被许多记者知道了，专门去采访他，他明知是蒋介石和戴笠干出来的，但在答复记者时措词却异常婉转，只说：“我相信这不是重庆当局直接干的。一定是地方无知者所为，相信不久可以脱险。”从这几句话可看出他内心矛盾，也可看出他对重庆政府藕断丝连的留恋之情。唐一面把这一情况向重庆汇报，一面跑去安慰他，当他向唐谈到这个问题时，非常伤心。他对自己累及老母、岳父等安危，内疚很深。他老婆告诉唐，周对母亲一向很孝顺，自母被扣，连日苦闷极了。唐一了解到这一情况，知道大有希望，便又向重庆作了报告，要加紧运用这一关系，对他进行拉拢。不久，重庆方面便通过他岳父写信给他，转达他母亲的话，希望他不要作孝子而要作“忠臣”，要他忠于蒋家王朝，不要给周家祖先和子孙丢脸。后来戴笠很得意地告诉唐，说在这个问题上两人配合得很好，很成功。
通过周的母亲、岳父，戴笠与周佛海拉上了关系。最初周很慎重，他看唐整天只讲吃讲玩，嘻嘻哈哈，还不敢和唐谈已与重庆发生往来，因为戴没有告诉他唐去的作用，唐虽知道也不便先和他去谈。戴一方面不愿彼此发生横的关系。怕出事彼此牵累；同时，也为了唐的安全，怕这些人靠不住出尔反尔，所以双方都不通知，各人直接和重庆联系。直到那年冬天，周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他们才彼此把真实情况露了出来。这件事经过如下：
唐生明在未投敌之前，便知道蒋介石在上海作战的时候，早就预留下几个可以代表他和日本接洽的人在那里，他的确一开始就无心抗日，从他种种措施可以证明。
蒋介石留在上海的一些人当中，有几个唐一向熟识，如胜利后立即公开出面代表蒋介石的蒋伯诚，从地下钻出来的军委会驻沪办事处主任吴绍澍，以及被日伪逮捕后又被送回重庆的原上海社会局长吴开先等，唐去上海后，因任务不同，不便先去找他们联系，他们见唐由重庆到了上海，也猜到是蒋介石派去的，便多次暗中主动找他去联系。
有一天，上海新华电影制片厂负责人张善琨去找唐，说蒋伯诚、吴绍澍想和他谈谈，问唐愿不愿意，唐当即表示愿意。第二天，张陪唐去白赛仲路某号八层楼上与蒋、吴见了面。除谈了彼此别后情况与上海和重庆两方面的许多事以外，他们便问听到什么重要消息没有？希望告诉他们一点。唐便把他前天从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那里听到一点日军最近准备进攻长沙，目的是去扰乱，并趁两湖丰收去抢点粮食，不会作长久占领。这消息唐早已向重庆汇报了。
蒋伯诚、吴绍澍却如获至宝，分别向重庆去汇报。不料他们发出的密电被李士群的特务侦破出来。其中有一句是“听四弟说的”，李士群一研究，唐生明投敌时，唐生智在重庆登的脱离兄弟关系的报上是称“四弟生明”，知道唐与蒋介石派在上海的其它特务组织也有往来，所以便找唐去问。唐回答很巧妙，说我每天接触那么多的人，怎么知道谁是重庆特务呢，以后说话注意点就是了。
周佛海也在第二天找唐谈这件事，并暗示他也与重庆拉上了关系。并劝唐不要零零碎碎地搞，有事可以和他商量。不要再避讳他。唐一听，知道一定是通过扣押他母亲等之后，才与重庆勾结上的。后来他便告诉唐，戴笠对他母亲、岳父等都特别优待，他岳父常有信来，渐渐发展到戴笠和他称兄道弟直接书信往来，并介绍军统留在上海工作的特务程克祥、彭寿负责和周联系，还在周领导的财政部上海办事处内设立一与重庆直通的秘密电台，由周在财政部给他们名义掩护。
1943年戴笠把彭寿叫到重庆，当面指示他如何进行利用周佛海的问题。因估计快要接近胜利了，蒋介石便暗中作了抢占上海、南方等地的部署，要所有与重庆有勾结的汉奸们，一定要很好地运用日伪军阻止附近的新四军先进入这些地区。但又不能让汉奸们拿到文字上的证据，以便将来好处理他们，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