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特务们只作口头上的传达。彭寿回来后，曾把蒋介石这些指示都告诉了周，周听了很高兴，认为以后不管那一方面最后胜利，他都是有功之臣。
1944年冬，周的母亲在贵州病逝，戴笠竟代替周佛海充当孝子，周曾把戴寄给他那套他母亲生病与死后办丧事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戴笠当孝子跪在周母灵前的侧影，周对此异常感动，从此，更死心塌地的甘愿听从戴笠的指挥。
胜利前夕，军统在上海附近的忠义救国军等特务武装部队没有经费，周一次便拨了三百亿元交与唐生明转发他们。当时三百亿可以值几千两黄金，唐除发放出去一些外，胜利后还将剩余的买了三千两黄金交与戴笠，可见周当时是如何全心全意在支持军统的工作了。
当时重庆对伪满洲国方面的情况了解很少，因日寇长期统治，特务不易打入。戴笠希望周佛海想点办法，周便利用机会去过一次伪满访问，除了解到—些情况回来，还为军统在伪满作了一点布置。
周佛海自与戴笠发生关系后，也把他的一些亲信拉下了水，他最得力的助手罗君强、上海伪市府副秘书长胡泽吾，以及妻弟杨惺华等不少人都经过他介绍为军统做了不少工作。
经过唐生明拉拢的大汉奸叶蓬，原为汪伪政府的陆军部部长，以后为伪湖北省省长，和唐一向要好。唐想拉他与重庆发生关系，这人很坦率地告诉唐，宁愿当汉奸也不愿再当蒋的部下。他抗战前任武汉警备司令时，把日本人画成枪靶子，作为士兵练习时射击之用，以增加士兵对日寇的仇恨。结果日本人发觉，向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他，蒋介石恨他得罪了日本人把他撤了职。以后陈诚也排挤他，使他弄得到处碰壁，最近才决定宁可当汉奸，也不再替蒋介石工作。他一谈起过去就伤心。唐曾极力劝慰他，并说明戴笠作风与陈诚不同。而且也是反对陈诚的，最后他才同意与重庆发生关系。但却一直没有什么具体表现，特别是重庆要利用他的身份搞反共活动，他不肯按照重庆指示去做，所以胜利后被判处死刑。
还有汪精卫的副手陈公博，是通过戴笠的副手郑介民拉过来的。唐身份公开后，在与陈秘密谈话中也听他谈到他是极力主张汪蒋重新合作，不要再闹分家，好集中力量反共。他说只有这样，日本人才会同意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形势。他曾表示一定忠于蒋，但时机还不成熟，不宜急躁。蒋也很体谅他，像一般搞情报，保释被捕的人，都不让他出面，因为汪精卫还有他自己的打算，不会完全肯听他的话。
汪精卫病死在日本，由陈公博代理南京伪主席期间，陈看出日本已成强弩之末，迫切希望重庆与南方公开宣布“统一”，但蒋介石却不肯干了。陈曾要求去重庆当面见蒋请示“统一”步骤，遭到了蒋的拒绝。他知道蒋不会再利用他，因为眼看便宜的胜利就可到手，何必再在全国人民面前来闹这个丑剧，便下决心至死依靠日本人，所以日本刚宣布投降，他与伪政府高级顾问影佐帧昭，一同逃到日本，他还希望蒋介石能放过他。
由于当时全国人民一致喊出了严惩汉奸、快办汉奸的呼声，蒋介石才不得不向美军驻日统帅部把陈要了回来。在公开审讯中，陈在法庭上还曾提出他早与重庆有联系，是准许他“戴罪图功”，曾负责维持了京沪等地治安，等待重庆接收而没有让新四军进入这些地区。当他把这些搬出来，蒋介石不但不承认，而且很快就把他明正典刑给枪决了。当时许多不了解这些内幕的人，看到蒋介石杀了陈公博等大汉奸，还真以为他真是忠奸不两立。蒋也认为这些过去与他暗中勾勾搭搭的人、杀的杀了、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没有人能了解他过去干的那一套见不得人的丑事，他万万没料到还有一个他亲身派去搞所谓“曲线救国”的唐生明这个活生生的见证人，会揭露出他这些丑恶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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