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有过一件这样的事：有天我接到常德汽车站检查所长的电话，说一早上唐司令官亲自开车带两名卫士到了检查站，坐也不坐一下，便站在检查站停车检查的公路上，不知道要做什么。我立即赶去，只见唐生明军服整齐地站在停车受捡的栏杆前，朝从长沙方向来的车张望。我跑过去问他有什么事我可以代办，请他去检查站休息。他只摇摇手，叫我不要站在他身边，我便去和检查所的人谈话，他们都猜不出司令官来有什么事。不一会儿，从长沙方面开来一辆黑色小车，正准备停车受检，他上前一看，马上向车内的人敬了一个军礼。之后，便把手一扬，叫检查人员把栏杆高举，让汽车通过。车内的人也没有下车，什么手续也没办，就向桃源方向驶去。唐生明也立即跳上车尾随着走了。我便打电话到桃源汽车检查所，说司令官陪送客人经桃源时，千万不能让停车，要随到随放行。打完电话，我就等在检查所，直等到唐开车回来。他邀我去他家，坐下之后，我才问：“刚才是送谁走？”他狠狠地吸了两口烟才反问我：“你猜猜是送谁走？”我摇摇头，心想许多人都说他是直肠子存不住话，怎么今天却把这样一件事保密到这种程度，他见我没有能猜出，才用得意的口吻说：“我刚才护送出境的是周恩来。”我立即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副主席和政治部副部长？”他连连点头。我当时真有点惊异，一位共产党副主席兼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当时周兼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上将副部长）打从我管辖的地区经过，我事前毫无所知，连登记一下都没有，我怎么向军统局作交代？他看到我在思忖，也看出了我的心事，便告诉我，他是接到长沙朋友的电话，知道周恩来要从长沙乘车经常德、沅陵去重庆，所以亲自护送他出境，还打了电话给沅陵警备司令孙常钧，要他亲自负责护送出境。他说周是他在黄埔军校的老师，他还说他在共产党中有不少朋友，过去共产党在平江、浏阳搞武装活动时，枪支弹药等缺少，他还送过一批，后来这些武器都被拖上了井岗山。当时有人把这件事向蒋介石告了密，他被蒋介石痛骂一顿，说他太糊涂不懂利害。他说他什么朋友都交，也不管什么主义不主义，只要是认为可交的朋友，便推心置腹，就是掉脑袋也不在乎。我从他家中出来，立即用加急密电向戴笠和军统报告：说唐生明护送周恩来过境，事前不告诉我，还把他和共产党交朋友等说了一些。戴笠可能比我更知道唐的为人，没有给我回电，只有军统回电指示我：“继续注意，随时电告。”
唐生明在用人方面真做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可以放手做事，他从不在小事上去斤斤计较，当时一些爱抓权的主管官批公文时，往往详细具体地批上自己的意见，要部下去执行；有时则批交主管官拟具办法呈阅后再决定。而唐生明批公文时，往往只批两个字，如交参谋处办的则批“参办”，交稽查处办的批“稽办”，从不主动去查问批办的事办得如何。有时部下主动去找他汇报办理情况，他总是说“办好就行了！”由于他这样对人对事，他的左右亲信便钻这一空子，常常使他上当受骗。而最使得他代人受过而深感头痛的一件事，是常德警备司令部刚扩大为常桃（桃源）警备司令部时，按组织规定，可在桃源设立一代行司令部职权的办事处，原任桃源县长刘某，因在县长任内，任意鱼肉人民，被人告发而撤职。他一听到要在桃源成立警备司令部办事处，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便不惜花大本钱，在唐的左右大肆活动。唐听了他的副官处长吕某的话，居然同意让刘去当桃源办事处主任。我得知这一消息，马上赶去力争不可再让刘回桃源，即使要用他，也只能在第二行政专区内给他别的职务。唐听了很多人的话，说出过一次毛病的人不会再乱来，一定会小心谨慎工作。我再劝他也不听。最后还是发表了刘某为常桃警备司令部驻桃源办事处主任。这个主任有许多地方比县长职权大得多，因为抗战时期是“军事第一”，警备司令部根据紧急治罪法，可以先斩后奏有权能先杀人。刘某上任后，除了用种种办法去惩治告发过他的人外，连他们家属也不放过，直至发展到找借口乱杀人，有一次他实行先斩后奏，一次枪决了与他不和的六个人。六条人命毕竟不是小事，反动政府再包庇，也经不住死者家属到处去控告，连素不怕事的唐生明也感到有点麻烦。我力主马上把刘某扣押交军法处，自己先处理好站稳脚跟，唐还在犹豫时，得过刘好处的人，马上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刘，他便携老婆连夜潜逃。我一听到这消息，只在电话中告诉了一下住在离城二十多里的唐生明，他让我马上去把他追回，以免唐代人受过无法作交代，他同意了。我估计，他们一定逃云南，因一可以出国去，二是云南在龙云统治下不能随便去抓人。我利用军统关系，找到很快的汽车先赶到贵阳，刘和老婆一下车就被抓到了。唐总算松了一口气，让我把刘押解到长沙去归案，他也自请处分。
当时在湖南负责的军政首要，大都和唐生智、唐生明兄弟有深厚交情，不少是唐生智旧部，对唐生明自请处分根本不当一回事，因为主犯刘某已逮捕归案了。不过当时驻在常德的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洞庭湖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