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相关的第二种阴郁心绪，就是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无论是“女师大”风潮，还是“三·一八”惨案，也无论是与章士钊们斗，还是躲避“执政府”的迫害，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向他重复同一句话，你是一个无用的人，你总是居于劣势，再有理也没有用，他们只要一举手，你便完了，李大钊不就被杀掉了吗？他们可以随意抓人、杀人，可以随意撤你的职，不给你钱，你叉能有什么办法去报复他们？你只能写几行愤怒的词句，可对他们来讲，几行字又算得了什么？当年袁世凯下令由警察局审查报刊，不就把全国都治得鸦雀无声了吗？他们可以杀报馆老板邵飘萍，爱封邮家报纸就封哪张报纸，你书桌上的几页稿纸，他们哪里放在眼中？鲁迅不能不承认了：“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亭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③虽然他紧接着又说：“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可在十二天后，他又向许广平坦白了，“那岂不过如此么”的话，其实是专对她讲的，并不代表他的真心。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起，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接二连三地贬低文人、文字和文学的作用，语气也一次比一次更为激烈。就在写《无花的蔷藏之二》的中途，他听到了”三'一八”惨案的消息，拿这个流血惨案和自己正在写的那些讽刺文字一对比，他顿时觉出了自己的可悲：“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可是他做的，依然只是再写一些文字，什么如此残虐阴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什么“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用了最严重的词汇，依然掩不住它们的“无聊”，于是他忍不住在结尾蹦：“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刊”③直到这一年十月，他还压不下心头的愤激：“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燃而我只有‘杂感’而已。”②一种庸感自己在专制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哀心情，深深地罩住了他。
这就是陈西滢和章士钊。们给予他的最大的伤害，他们逼他看清了自己的这一面：当面对黑暗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能无所畏俱。单是为了生计，他就不得不勉强自己继续去做官；他也并没有多大的力量，用了那样的牺牲换来的，依然是一个无能为力。一个人有了这样的自我认识，那就无论从世俗成功中收获多少自信，都会被它抵消掉吧。
当然，鲁迅在二十年代上半叶遭受的最大的打击，还是来自他自己家庭的冲突，他对骨肉亲情的理想的破灭。人都是矛盾的，他当初那样厌恶绍兴旧家的生活，不惜孤身远行，可他毕竟是浙江人，在寒冷的北京孤孤单单生活那么久，又难免会觉出其他种种的难捱来。他已经年届囱十，昔日那拓荒的生气日渐淡薄，一种对温暖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不知不觉就从他心底滋长起来。因此，他一丸一丸年将全家接到北京，与先已到达的周作人夫妇一起，聚居于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的时候，他对这种大家庭的生活，似乎又觉得可以接受了。你看他那样尽心竭力地维持这个家庭。他自己并无子息，可买下八道湾的房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其空地很宽大，宜子儿童游玩”，１０考虑的全是两位兄弟的孩子。大家议决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掌管家政，鲁迅每次发了薪水，就将绝大部分交给她，甚至还拿出一部份寄往东京，接济羽大的娘家。即便对羽大的不知节俭，他渐生不满，经济上还是极力撑持，绝少怨言。他仍然不喜欢朱安，分屋而卧，形向邻人，但对她还是客客气气，以礼相待，好几位学生劝他送其回绍兴，他都不忍实行。对母亲更是格尽孝道，只要母亲开口，他就是不情愿，也总立刻答应。到后来，朱安对他的有些要求，也通过母亲传递，他也知道，却依旧说：“好！好！”似乎是袍定了宗旨，情愿受些委屈，也要维持住整个家庭的和睦。
我相信，他这不单是为了尽义务，也是为自己。一个人有个温暖的家，他抵抗社会压迫的能力就会增强。无论在教育部如何受气，也无论从报刊上读到多少令他恼火的文字，他只要推开八道湾十一号的大门，看见明亮的灯光，家人的笑脸，还有那一群吵吵嚷嚷的侄儿侄女，心头就立刻会感到一股暖意，一股亲情的滋润和慰藉吧。当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满屋子弥漫着酒菜的香味和团圆的气氛时，他大概更能真切地体会到生存的一份重要的价值吧。说到底，人的生存意义，就体现在他人对你的需要之中，即使鲁迅对社会的变革完全失去信心，对自己在这变革中的作用也不存指望，他的精神世界大概仍不会垮掉，还有一根坚固的支柱在支撑着他，那就是他对和睦的家庭生活的期待，对自己作为这个家庭的主要维持者的自豪。
但是，连这最后的一根支柱，也很快折断了。一九二一年周建人全家迁居上海，八道湾十一号的后院顿时空寂了许多。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鲁迅更和羽太信子发生一次严重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