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仓促了，竟只能躲在一家德国医院的杂物仓库里，十天之后才搬出去。居然弄到了得罪最高当局，不得不东躲西藏的地步，比起在绍兴会馆的平安的日子，是更不如了吧。
单是遭受官府的压迫，鲁迅大概还能够承受。北洋政府并没有真来搜捕他，他的避难生活也并不都是那样狼狈。从另一面讲，官府的压迫正表明了被压迫者的力量，倘若北洋政府真来艘捕他，只要不被抓住，鲁迅多半也能从中获得自傲的勇气吧。但是，他遇到的情形却复杂得多。就在他似乎是挫败了那批官僚学者的攻击的同时，这攻击却促成了他自己内心的两种阴郁心绪的大爆发。
其中一个，就是不得不做官的痛苦。他当初到教育部任职，本意只在逃离绍兴。中国文人向来有做官的传统，那又是共和政府的教育部，所以他并不觉得，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去做官，有什么不合适。可到“五四”前后，情形就不同了。先是袁世凯称帝，再是曹馄贿选，在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北洋政府早已经丧失了合法性，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涨，种种强调知识分子社会独立性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一股鄙视官场的风气，正逐渐蔓延开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发起“进德会”，要求会员除不嫖、不赌、不娶妾之外，更要做到不作官吏，不当议员，可见这风气的流行程度。鲁迅身在官场，对其中的黑暗自然看得清楚，即使初到北京时，他曾想借这个位置为社会作点事，到二十年代初，他一定已经明自了，这做官是非常无聊的事，他根本不应该做官。但是，为了负担家族的生活，他又不能扔掉这个饭碗。他每月的官俸是三百块大洋，虽说经常欠薪，只能发二三成，每月却也有近百元，不是个小数目。他也曾尽力教书，一度同时在儿所学校兼课，每月的讲课费却只有十几元，太少了。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吃够了贫困的昔头，他很早就懂得了没有钱，什么事都干不成，在那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他那样强调“经济权”，就正是出于自己的痛苦经验。因此，尽管满心不愿意，他却仍然继续坐在教育部的办公室里，除了张勋复辟时，曾辞过几天官，一直都没有离开。就是袁世凯准备登基，他也只象征性地辞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服主任”这个虚衔，并不真辞职。这似乎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尴尬。和传统文人不同，他们很早就知道应该到官场之外去建立自己的立足点，可是，他们置身的社会仍然是专制统治的一统天下，即便那些似乎是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和空间，你仔细看看，也都会发现有许多或明或暗的官场的影于在其中晃动。因此，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似乎是注定了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他们渴望洗干净自己，却总是发现爬不出污泥坑。
鲁迅当然意识到这种尴尬。尤其是“五四”以后，他那一代启蒙知识分子中间，像他这样兼当教员和官员的人越来越少，这尴尬也就日益触目。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他不止一次用自嘲的口吻说自己“是一个官”。甚至一冬二六年复职以后，还在《记“发薪”》中借题发挥，大讲一通“中华民国的官”，足见他对自己为官的身份，是怎样耿耿于怀。可是，自己解嘲是一回事，另。人指摘又是另一回事，就在他用种种办法企图消解那份尴尬的时候，陈西滢们却直接来桃他这块心病了：“他（指鲁迅）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兔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金事这一个官几例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就叫人有些恶心了吧。”。鲁迅对陈西滢们的抨击，通常都很有力，但对陈西滢的这番指摘，他的笔却有些软，竟举出张勋复辟时曾辞过官，最近又被章士钊。革了职这两件事为自己辩护，而这等于承认了陈西滢的基本立论一在北洋政府中做官不光彩——是正确的。鲁迅后来说，人一旦站到辩诬的立场，不免就有点可怜，他这一向恰恰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这种可怜的境遇，我们不难想象，那痛合会怎样沉重地压迫他。
更痛苦的是还要和章士钊打那样的官司，从知识分子的立场讲，你章士钊这样恶劣地镇压学生，就是不革我的职，我也该辞职抗议，鲁迅被革职后，同事许寿裳和齐寿山不就愤而辞职了么？可鲁迅没有这样做，而是向法院控告章士钊违法，要争国那个官职。这里面当然有意气，他偏要和章士钊针锋相对地斗一场，但深究他的动机，他不能失去这份生计，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吧。不管是什么意图，他为了一个官职与章士钊打官司，总和一般知识分子洁身自好的标准不大相符，所以，他不得不向朋友多次解释：“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但这是就我自己一方面而言。至于就法律方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⑸不知道许寿裳和齐寿山对鲁迅打这场官司会怎么看，他们大概能理解他的苦衷。但是，他们为了他而辞职，他却打官司要捍卫自己的官职，两相比较，我总觉得不大对头。也不知道鲁迅写这一类信时心里是怎么想，他大约也感到某种不安，觉得应该为自己解释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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