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声明是送给这朋友看过的。他没有说什么。两三个月以后《雾》就在《东方杂志》上面陆续发表出来。那时候他早已忘却肌肉的香味，也不说什么回家的话了。他的怯懦和犹豫已经逐渐地把那单恋的痕迹磨洗净尽了。但他却受了那个被人疑作陈真的友人和一个现在被我们称作老板的友人的鼓励，开始对另一个姑娘表示了好感。我的小说固然不曾增加他的勇气，但也不曾减少他的勇气。他也似乎完全忘却了它。不过散在各地的朋友们一读到《雾》，就断定谁是周如水。他们说他的性格确实是如此。
陈真在《雾》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个自以为是吴仁民的朋友起初断定说这是我自己的写照，因为我是“周如水”的好友，我曾经认真地劝过周如水几次，而且我写过陈真写的那本书。我当时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借给陈真，原是无心，我以为他做这件事与他的性格也很相合，却不料因此被那朋友开了这样的一个玩笑。但幸而说这话的人就只有他一个。别的朋友却以为陈真就是一个姓陈的朋友，因为那人也曾起劲地劝过“周如水”，也患着肺病，而且还是我所崇敬的友人。后来又有人说陈真是一个远在四川的患着剧烈的肺病的朋友。因为那朋友信仰坚强，做事勇敢。但其实都不是的。
陈真是我创造出来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并不是我的实生活里面的朋友。我自己也许有一点像他，但另外的两个朋友都比我更像他，而且他的日记里的几段话还是从“李剑虹”写给一个朋友的信里抄来的。那么他应该是谁呢？事实上他谁都不是的。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弱点。我并不崇拜他，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典型人物。但我爱他，他的死很使我伤痛。所以在《雨》里面他虽然一出场就被汽车辗死，然而他的影子却笼罩了全书。
关于吴仁民的话应该留在后面说。然而那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似乎不能不在这里介绍一下。
“介绍”这两个字我用错了，我的朋友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三个女子。但我也不能够闭着门把她们从空虚里创造出来，我曾见过一些年青的女性，人数并不算少，但我和她们却完全不熟，我甚至有点怕和她们交际（和我相熟的还是《电》里面的几个女郎）。虽然不是熟识，但我却也能够把她们分作三类，塑成了三种典型。其实三种并不够，可是在这有限的篇幅里却容不了那许多。所以我就把那些更坏一点（也许更真实一点）的女性的典型略去了。在这剩下的三种典型的描写上我也许犯了错误，因为我或者不曾透彻地了解过她们。但是《雷》和《电》里面的女性我却知道得很详细。
《雾》写成以后我就有了写作《爱情的三部曲》的念头，但直到它的单行本付印时我才有了这样的决心。
为什么要称这为“爱情的三部曲”呢？因为我打算拿爱情来作这三部连续小说的主题。但这和普通的爱情小说并不相同，我所注重的乃是性格的描写。我并不是单纯地描写着爱情事件的本身；我不过借用恋爱的关系来表现主人公的性格。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环境里这也许是一种取巧的写法。
但这似乎是无可非难的。而且我还相信把一种典型的特征表现得最清晰的并不是他的每日的工作，也不是他的话语，而是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的爱情事件。我见过许多人在外面做起事来很勇敢，说起话也很漂亮，而在他和女人讲恋爱的时候，或者他回到家里和妻子一道生活的时候，他的行动和语言就陈旧得十分可笑。有的人在社会思想上很解放，而在性的观念上却又是十分保守，十分顽固。一个人常常在“公”的方面作伪，而在“私”的方面却往往露出真面目来，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真面目，从他的爱情事件上面下手，也许更有效果。这意义是很明显的。我也很知道每日的工作比爱情更为重要，我也知道除了爱情外，更重要的题材还有很多。然而我现在写作这三本描写性格的小说时，我却毫不迟疑地选了爱情来做主题，并且称我的小说为《爱情的三部曲》。
我当时的计划是这样：在《雾》里写一个模糊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在《雨》里写一种粗暴的，浮躁的性格，这性格恰恰是前一种的反面，也是对于前一种的反动，但比前一种已经有了进步；在最后一部的《雪》里面，就描写一种近乎健全的性格。至于《电》的名称，那是后来才改用的。所以在《雨》的序言里我就只提到《雪》。
不仅《电》这个名称我当时并不曾想到，而且连它的内容也和我最初的计划不同。我虽然说在《电》里面我仍把爱情作了主题，但这已经是很勉强的话了。
《雨》的写作经过了八九个月的时间，但这并不是一口气写成的。我大概分了五六回执笔，每回也只有三四天，而且中间经过“一二八”，我又去过一次福建。我记得很清楚，《雨》的第五章的前面一部分还是在太古公司的太原轮船的统舱里写的，后面一部分却是在泉州一个破庙里面写成。这破庙在那时还是一个私立中学校的校址，但如今那个中学已经关门了。
我写《雨》的前三章时心情很是恶劣。那时是一九三一年年尾，我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