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上的公案前面审问案件。
下面两旁站了几个差役，手里拿着竹子做的板子：有宽的，那是大板子；有窄的，那是小板子。
“大老爷坐堂。……”
下午，我听见这一类的喊声，知道父亲要审问案子了，就找个机会跑到二堂上去，在公案旁边站着看。
父亲在上面问了许多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些。
被问的人跪在下面，一句一句地回答，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好几个人。
父亲的脸色渐渐变了，声音也变了。
“你胡说。给我打。”
父亲猛然把桌子一拍。
两三个差役就去把那犯人按翻在地上，给他褪了裤子，露出屁股。一个人按住他，别的人在旁边等待着。
“给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说。他这混帐东西不肯说实话。”
“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呀。”
那人爬在地上杀猪也似地叫起来。
于是两个差役拿了小板子左右两边打起来。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真是冤枉呀。”
“胡说。你招不招？”
那犯人依旧哭喊着冤枉。
屁股由白而红，又变成了紫色。
数到了一百，差役就停止了板子。
“禀大老爷，已经打到一百了。”
屁股上流出了血，肉开始在烂了。
“你招不招？”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无话可招呀。”
“你这东西真狡猾。不招，再打。”
于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下着板子直到犯人招出实话为止。
被打的人就被差役牵了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
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事情倒使我莫名其妙了。这道理我许久都想不出来。但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
坐堂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叫我摆起严肃的面孔说几句“胡说。招不招？再打。”的话，我无论如何没有这种硬心肠。
打屁股差不多是构成坐堂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父亲坐在公案前面几乎每次都要说“给我拉下去打”。
有时候父亲还使用了“跪抬盒”的刑罚：叫犯人跪在抬盒里面，把他的两只手伸直穿进两个杠杆眼里，在腿弯里再放上一根杠杆。有两三次差役们还放了一盘铁链在犯人的两腿下面。
由黄变红变青的犯人的脸色，从盘着辫子的头发上滴下来的汗珠，杀猪般的痛苦的叫喊。……犯人口里依旧喊着：“冤枉。”
父亲的脸阴沉着，像有许多黑云堆在他的脸上。
“放了他吧。”
我在心里请求着，却不敢说出口。这时候我只有跑开了。
我把这个告诉了母亲。
“妈，为什么爹在坐堂的时候就和在家里的时候完全不同呢？好像不是一个人。”
在家里的时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见他骂过谁。
母亲温和地笑了。
“你是小孩子，你不要多管闲事。你以后不要再去看爹坐堂。”
但是我并不听从母亲的话。因为我的确爱管闲事。而且母亲也并不曾回答过我的问题。
“你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人家究竟也是父母养的。我昨晚看见‘跪抬盒’，听了犯人的叫声心都紧了，一晚上没有睡好觉。你不觉得心里难过吗？”
一个上午母亲房里没有别的人的时候，我听见母亲温和地对父亲这样说。
父亲微微一笑。
“我何尝愿意多用刑？不过那般犯人实在太狡猾，你不用刑，他们就不肯招，况且刑罚又不是我想出来的，若是不用刑，又未免太没有县官的样子。”
“恐怕也会有屈打成招的事情罢。”
父亲沉吟了半晌。
“大概不会有的，我定罪时也很仔细。”
接着父亲又坚决地说了一句：
“总之我决定不杀一个人就是了。”
父亲的确没有判过一个人的死罪。在他做县官的两年中间只发生了一件命案。这是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那犯人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他亲手把一个同伙砍成了几块。
父亲把案子悬着，不到多久他就辞职走了。所以那个青年的结局我就不知道了。
母亲的话在父亲的心上果然发生了影响。以后我就不曾看见父亲再用跪抬盒的刑罚。
而且大堂外面两边的站笼里也常常是空空的。虽然常常有几个带枷的犯人蹲踞在那里。
打小板子的事情也还是常有的。
有一次仆人们在门房里推牌九，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后来回到母亲房里无意间说出来，被父亲听见了。
这时离新年还远，所以父亲去捉了赌，把骨牌拿来叫人抛在厕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