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这最后一句话，简直是在说他自己了——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实在是太准确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见过不少好心的朋友，他们对我说：老先生性子太暴，其实，忍一忍，躲一躲，过了那可怕的几天，也就闯过来了。
听到这儿，我总是直截了当地反驳道：您不了解他，不会的，他必死无疑。活过了八月二十四，活不过九月二十四，活过了九月二十四，活不过第二年的九月二十四！
他的气质，他的性格，他的信念，决定了他的命。
一九四四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日军欲从贵州独山方向包围偷袭重庆，重庆方面哗然，纷纷准备再向西撤，向西康方向逃，友人萧伯青问老舍：“您怎么办？”他脱口而出：“北面就是涛涛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
此话传出后，朋友们纷纷写信来询问虚实，老舍先生在给王冶秋先生的信中是这么回答的：
“跳江之计是句实谈，也是句实话。假若不幸敌人真攻进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方法可跑呢？蓬子说可同他的家眷暂避到广安去。广安有什么安全？丝毫也看不出！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这是中国有气节的文人的一个含泪的惨笑，俏皮，悲壮，悲愤，十足的老舍味儿。
千万不要以为老舍先生是一个轻视性命的人，似乎动不动就要舍去了自己的生命。不是这样。大敌当前，他是准备拼命的。他的这种誓言，可以找到几十万字！谁都知道，他是最大的“抗战派”，而且是个拚命的务实的抗战派。他舍妻弃子只身逃出济南，来到武汉、重庆，投入抗战的洪流中，当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总负责人，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想家想亲人，暗暗地落泪。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深夜十点写给陶亢德先生的信里说：
“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拚命地去作事，好对得起她。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
这样的信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对生活的眷恋，是生命的赞歌。
当这样一位有情有趣有血有肉的人说他要去自杀时，显然，是发生了天大的事，或者，有一件天大的事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
这事，便是气节。
老舍先生有一段类似格言的话，写在抗战刚刚结束时，发表在一篇叫作《痴人》的短文里：
“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的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都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
这老舍式的格言真的伴随着老舍先生自己走完了他的一生，为他的生命划下了一个完整的圆圆的句号。
是非判断、独立思考
——前提
气节也好，投水也好，殉难也好，身谏也好，前提是是非判断，而是非判断的前提是独立思考：舍此便没有一切。
老舍先生是“文革”最早的殉难者之一。
一个合理的问题：那么早，他能看出有问题吗？
要知道，当时绝大部分人对“文革”是看不清楚的，相反，都心悦诚服地，虔诚地跟着毛泽东走，以为自己是错的，以为自己写的东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彻底的改造。在作家群中大概只有茅盾先生，凭借他的丰富党内经历，有不同的是非判断，断然采取了不参加、不合作的态度。他的老资格地位对他也有天然的保护作用。他的情况可以算是少而又少的例外了。
那么，老舍先生呢？
他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文革”持断然不同的看法。
这很奇特。
但，这是事实。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是星期日，这一天，我回过家，和大妹舒雨一起，和父亲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
这一天，离他挨斗的八月二十三日只相隔两天，离他自杀的八月二十四日只相隔三日。
认真，是指内容；形式上还是随便的，是地道的家庭式的聊天。
我，那一年，已经三十一岁，大妹二十九岁，我们和父亲的谈话是大人和大人之间的谈话。我们在父亲眼里，从来都是孩子；但是，在外表上，他从来都不把我们当孩子，这大概是他受外国的影响，早早地就以一个平等的身份对待我们，和我们行握手礼，直呼我们的学名，不再叫小名，好像暗示给我们，你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我尊重你。
他这个“五四”时代人，有根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