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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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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中国大冤案。贺龙被“立案审查”。在“背靠背”会诊之后,一代开国元勋,含恨离开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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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来到了医院。

    贺龙的几个孩子,在不同的地方陆续得到了同样的通知。这些孩子如堕五里雾中,有什么材料要他们去核实?一路上,他们一个个满腹疑狐不解。

    到了医院,他们才知道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带他们到了第十四病室。他们看到了贺龙的遗体、一张倔犟坚毅的脸上,留着去世前的愤怨,伤心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们不敢大声哭喊,以抒发内心的悲哀和愤懑。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啊!妻子、儿女只能在受伤的心灵里流淌着无尽的泪水。这不是泪水,这是血啊!

    薛明在《向党和人民的报告》一文中,这样叙述了这悲惨的一刻:

    到了医院。我刚跨进一个房间,一个专案人贡迎面

    走过来。他冷冷地向我宣布:“人已经死了!”

    什么?人已经死了?我那朝夕与共的亲人贺龙同志

    不在了?那个乐观豪迈、生龙活虎的贺龙同志已经不在

    了?明明六小时以前还在和我讲话嘛!为什么贺龙同志

    竟然不在了?

    那人还在恶狠狠地讲着:“在他临死以前,他的反革

    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听了这话,我明白了:贺龙同志直到最后一刻,还

    在和他们进行着斗争!我继续想着:他,那个让敌人听

    见名字就丧胆的贺龙同志,那个敌人出十万大洋买他的

    头颅,而他仍然战斗的贺龙同志,他,他怎么会不在了?

    有人拉我坐下,一个身穿白衣的医生向我叙述贺龙

    同志住院检查的经过。我还处在半麻木状态听不真切,只

    记得他说血糖1700,下午三点零九分死亡。三点零九分,

    这就是说,从离开我的身边到死去,只有六小时零九分

    钟。“1700”,这是一个比他以往血糖高出十几倍的数字。

    思索着数字的意思,我开始慢慢清醒些了。我悔恨

    这六小时。我和他一起生活,多少风雨,多少艰难都和

    他在一起,为什么这六小时我不在他的身边?我怀疑这

    六小时,贺龙同志患的是糖尿病,六小时前,他还是清

    醒的,进了这样治疗抢救条件完善的医院,有这么多国

    内知名的医生,为什么仅仅六小时便造成死亡?

    我还在想的工夫,儿女被接来了。分别了两年多,母

    子总算见面了,然而我见到了孩子,孩子却没有了爸爸;

    我由两个孩子搀扶着、拖拽着,经过长长的走廊,被

    带到了贺龙同志的遗体旁边。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

    只有一条床单盖着贺龙同志那颀长的身躯。

    啊,这就是我亲爱的贺龙同志。

    还是那高高的额角。你的头脑里曾经思考过多少战

    役战斗,曾经为党和国家思索过多少重大问题啊!在那

    最后的时刻,你都想了些什么?如今还在想着什么?

    那浓黑的双眉紧蹙。这双眉曾经冷对过多少凶狠的

    敌人?眼角里眼泪未干,难道他们又对你进行了新的折

    磨,增添了你心头的愤怒和仇恨?

    口还微微张着。这口里曾经发布过多少作战命令,迸

    发过多少琅琅笑声啊,你有很多要讲的话没有说完。在

    那最后的时刻,你是不是呼唤过战友和同志?你说了些

    什么?还想说些什么?

    你胡子也没修剪,连身囫囵衣服也没穿上。我多想

    走上前再给你洗把脸,再给你修一修后上的胡敦,把那

    双干净的袜子给你穿上……可是他们要把我和孩子带走

    了!我,什么也不能帮你做了……

    直到1978年,薛明将自己写的《向党和人民的报告》送给邓颖超看的时候,她才知道,能见到贺龙的遗体还多亏了周恩来。那天,在李井泉家里,邓颖超拿着这份材料,对薛明、贺鹏飞和在座的李井泉、谭震林、叶飞说:“如果周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总去世时,周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三0一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和遗体告别以后,他们又分别被送走了。遗体问时火化,火化后放在何处,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无权过问,一切都要由“专案组”来处理。直到贺龙平反以后,他们也不知道贺龙的骨灰放在何处,怎么找也找不到,费了许多周折,才在八宝山火葬场一位好心的老工人帮助下,找到了骨灰盒,盒上面连贺龙的名字也没有,只有一个专案组给取的化名——王玉。堂堂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死了之后,竟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权写在骨灰盒上,公理何在?难道这不是一桩千古奇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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