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贺龙悄然消失在西山，林彪他们却没有放弃整垮他的企图。

    1967年2月14日，一个名叫晏章炎的人，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文革小组”，说，1933年，贺龙曾通过熊贡卿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

    这是在歪曲历史，无中生有，颠倒黑白。

    1933年夏，由于蒋介石重兵“围剿”和“肃反”运动的自我摧残，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在湘鄂边处境艰难。蒋介石看准时机，派国民政府参议员熊贡卿到湘鄂边向贺龙游说。

    这个熊贡卿，贺龙是认识的。1926年，湖南督军赵恒惕在任命贺龙为澧州镇守使的同时，让省参议员熊贡卿长驻澧州，监视贺龙。这次故人来访，游说劝降，贺龙毫不留情，将其逮捕。经中共湘鄂西分局批准，1934年l月23日，由贺龙主诗，在湖南龙山县灰岩塘进行了公审，立即枪决。贺龙在公审大会上说：

    “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干什么来了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一个极大的污辱，同时，他又是一个好细。我们不可以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完全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难困苦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碌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

    1934年3月17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

    这个晏章炎密报的就是这一件事。

    晏章炎又是何许人？他是武汉市第二十中学的一个教员。他的老子是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当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去湘鄂边，具体事宜皆由其父一手承办。熊贡卿被杀，其父亦受责备。晏章炎利欲熏心，看到林彪他们要打倒贺龙，便想借此附势，有所获益，于是，将他从父亲那里听到过的一丁半点之事，编造了贺龙“乞降”的谣言，密报“中央文革”。

    林彪看见此信，真是如获至宝。他马上批转给了江青、康生请人，并派出心腹人员佯作“调查”。其实，这件事无须调查，因为，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就存放在北京郊区的中央档案馆里，拿出来一看便知。但是，他们却置历史档案于不顾，既不取物证，也不找人证，便将此事说成是贺龙“叛变投敌未遂”，并于7月12日正式上报中共中央。

    林彪此时心喜若狂。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说：“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十分严重，一定要立案审查。”参加所谓中央日常工作会议的，就是“中央文革”那帮人。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都在座。他们积极支持叶群的提议。到了9月13日，一个被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买其人头的元帅贺龙，被中国共产党中央正式批准“立案审查”了。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这个专案组由康生、叶群亲自掌握。11月8日，康生、叶群主持讨论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康生对专案组的人说：“不要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要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

    请看，专案审查竟可以不要客观事实，而要服从于他们整垮别人的那种“倾向性”。在六七十年代，被扭曲了的中国，多的是这样的所谓“专案组’：、他们根据操纵者的意志，收集“材料”，网罗“证据”，合我者用，异我者弃，成为那个时代毛骨悚然的莫须有罪名的制造者。

    贺龙的专案组就是这样。他们不去查阅档案，却忙着从国民党的报刊上复印敌人诬蔑贺龙的消息和报导；他们不去作公正认真的调查，却派人会同各单位的“造反派”，将贺龙的亲友、部属乃至其子女非法关押起来，严刑逼供，强令他们按专案组的意愿提供“罪证”。这样，不知有多少贺龙的亲友、红二方面军和一二０师的老同志，在西南军区工作过的人，上至大将、上将、中将，下到通讯员、警卫员、炊事员，轻者被批斗，重者被关押刑讯，受尽精神和肉体折磨，成为当代中国一桩令人胆战心凉的大冤案。

    1968年，专案组从中央档案馆拿到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就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央写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信上说：

    “去年12月，蒋介石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落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说得多么清楚。这个报告给诬陷贺龙“叛变投敌”之说是无情的否决。但是，专案组要按林彪、康生、江青的意图颠倒是非，竟不将这个报告呈送毛泽东，把它隐匿起来，写了一份诬陷贺龙“投敌叛变未遂”的所谓调查报告，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对于贺龙，专案组开始不闻不问，后来让他就这件事或那件事写证明材料，到了1968年下半年，他们才加紧了对贺龙的“审查”。因为，Ic月份要召开八届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