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中全会，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他们必须就贺龙问题有个交待，阻止其重新出山。专案组计划了一个同贺龙“面对面的斗争”方案。但是，被康生、江青、陈伯达还有叶群参加的所谓“中央文革碰头会”否定了。他们害怕贺龙“脾气大，怕斗不过”，不跟贺龙面对面，改成“背靠背的斗争”，即由专案组提出问题，让贺龙书面回答。

    审查者害怕被审查者，你说，真理究竟在谁一边？

    9月18日，他们终于给贺龙送去了一份“要交待的问题”，其中有：“南昌起义你干了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读过本书上面各章的人，都会明白，这些所谓“问题”，完全是于虚乌有，是故意制造出来的。

    贺龙把这份东西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他说：“真是活见鬼！那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

    停了一会，似乎心情稍有所平静。他对薛明说：“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27、28、33年的事情统统是假造的。他们想用毛主席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呀！”

    他愤怒，他痛苦，一连几天吸烟很多，不停地在室内踱着步。一个一生对党忠心耿耿的党员，被党所冤屈，这是最令人痛心的。有时，他突然从踱步中坐下来，在笔记本上反反复复地写着两个大字：“冤枉！”

    但是，不回答问题是不行的，他们代表的是党组织。几天以后，贺龙坐了下来，针对林彪他们的造谣和诬蔑，对历史作了详细的回顾。就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贡卿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作了不掩饰、不夸大、实事求是的叙述，让薛明记录下来，作为强加给他的那些罪名的反击。此时，他还想，我写的这些材料或许毛泽东能够看到。

    可惜，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幻想。

    他写的材料是通不过康生把持下的专案组的。他们看了贺龙写的历史回顾，十分害怕。这一点，从现存的贺龙专案组档案中看得非常清楚。这里，只要例举一下康生在专案组上进的有关贺龙问题的材料上的批示，就可以窥见其一斑了。

    1968年8月6日，康生在贺龙写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说：“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待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到底如何要他交待，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一议”。

    1968年8月21日，康生批评专案组不应该将贺龙写的材料原样上送。他批示说：“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

    1968年8月27日，专案组将贺龙写的有关材料作了摘要，并在上送报告上写道：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代（待）实质性的问题，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由于我们的水平低也缺乏历史知识，摘要的内容可能有错误，希首长阅后给予批评指示”。

    专案组的日子大概也不太好过．看起来，真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

    康生阅后，在贺龙写的材料上批日：“极不老实’”，“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看来，贺龙实事求是的不屈服态度，使他门很难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封锁，“不必传阅，以免干扰”。他们很怕毛泽东看到事情的真相。

    然而，年事已高的毛泽东，已经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康生的诬告。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他对贺龙不保了。

    从1968年6月3日起，林彪他们的手伸进了西山，周恩来也管不了了，于是，各种迫害接履而至。贺龙夫妇陷入了困境。

    “专案组”的人借口有人要来揪斗贺龙，不能被人发现，将整个居室蒙上了黑色窗帘，不许他们再拉开来，使他们整日见不到一缕阳光。

    床上的被褥、枕头不知为什么也被收走了。有一段时间，贺龙夫妇只能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用手臂当枕头。

    伙食更差了，两格圆形的饭盒，一格是盛不满的米饭，一格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者是老得似甘蔗皮的豆角。贺龙经常处于饥饿之中。薛明只得到允许他们活动的山边去挖些野菜，用饭盒煮煮给贺龙充饥。

    有一次，薛明看到山边长着一种形似豆角的野菜，高高兴兴地摘了一大把用衣服兜了回来。贺龙过来看了看，对薛明说：“这个不能吃，你白费劲了。”

    贺龙很懂得野菜。在长征途中，为了解决战士们的食粮，他曾带头尝过很多野菜。

    薛明拿着这把野菜自嘲地说：“唉，真是空欢喜一场。”

    水，也有了限制。“专案组”的人借口水源困难，弄水不方便，在大热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