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时间到了1966年底1967年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震荡。人们惊恐地注视着这场“文化大革命”，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们弄不明白好端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些令人惊心动魄的事：

    江青、康生等人公然鼓吹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狂澜。1967年1月13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向毛泽东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广大干部是好的，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尽快把他们解放出来；二是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的职务，和妻子回延安或老家去种地，以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毛泽东没有接受。

    一大批老革命家、党政军领导人横遭蹂躏。他们被揪斗，被囚禁，被毒打，人权和法律荡然无存。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垮台。“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手摧毁了中国共产党地方各级党委，无政府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荡。

    “一月风暴”，全面夺权如疯如癫。中国真的天下大乱了。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贺龙焉能逃脱得了？1966年12月，江青在清华大学专门把贺龙的儿子、清华大学的学生贺鹏飞找来，对他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能要触动他啦！”“你妈妈也不是好人。”江青是很懂得造舆论的。她去清华大学找贺鹏飞，正是为了制造打倒这位元帅的舆论。不久，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江青又大声宣布：“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这样，“打倒贺龙”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北京街头。打冲锋的是体育系统的造反派。他们把揪斗的目标从荣高棠等人的身上移到了贺龙身上。造反派们日夜不停地一批一批地包围着东交民巷8号。薛明曾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告说：

    “一批一批的人来我们家，共事先就掌握了家里的一切情况，连什么东西放在哪里都一清二楚，一下子抢走7所有的机密文件。”

    周恩来出面了。12月26日，他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贺龙搬到了位于万寿路附近的新六所。这里，五十年代曾作过苏联军事专家的招待所。现在大部分房屋已经破旧，无人居住。然而，这里也不是贺龙的避难所。搬来不久，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造反派们便得到了消息，扬言要到新六所来批斗贺龙。

    薛明着急了，三次向周恩来告急。她还能找谁呢？只有一个周恩来了。但是，不知为什么，迟迟未见答复。贺龙本不愿意住在这里，他对薛明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是瞎胡闹！走，我们回东交民巷，同他们去讲理嘛！”

    元帅太天真了。受人操纵，灵魂变形的造反派同他们的幕后人一样是无理可讲的。

    薛明无奈，只好跟随他坐车进城。

    经过中南海的时候，贺龙突然想起来了，应该先向周恩来报告，他说：

    “我们先去见见周总理，向他报告一下，我们搬回家去了。”

    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秘书对贺龙夫妇说：

    “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时不要回家。”并且，在西花厅给他们夫妇搭好了床铺。

    贺龙夫妇便在周恩来家里住下来了。

    薛明后来回忆说：“在这段时间里，总理对我们关怀备致。邓大姐还叫秘书带上便笺来对我们说：‘想吃点什么就写上，请厨房的同志们做。’总理工作十分繁忙，有时叫人把他准备好的饭拿到我们住的地方来，以便利用吃饭时间和我们谈话。贺龙同志很觉不安，多次列”我说，不应再打扰总理。我们每天都看到总理一直忙到天亮才回家。回家以后，还要批阅文件。”

    但是，周恩来越来越忙，每天从他们的住处匆匆而过。贺龙站在窗口，长久地看着周恩来的背影。他说不想打扰周恩来，其实，他的内心是多么想同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谈一谈。现在肯帮助贺龙的只有他啊！

    贺龙住在西花厅的日子里，中国社会已被夺权的风暴颠簸得快要失控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部长被迫站在大卡车上，顶着凛冽的寒风，在天安门广场被人揪斗；煤炭工业部部长被戴上十来斤重的铁帽子接受批斗，最后，遭毒打身亡；东海舰队司令员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舰队的一个招待所里……太多的残酷，太多的血。

    贺龙虽然住进了中南海，林彪他们的阴谋活动却不断升级。1967年1月9日，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说：贺龙是个土匪，几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经常请客吃饭，拉拢干部，在各军区、军兵种都有他的人，是反毛主席的。他到处夺权，是个“刀客”。实际上，林彪已经在军内宣布，贺龙是打倒的对象。于是，他们开始在全国各地揪斗贺龙的亲属、贺龙的部下以及同贺龙有过工作联系的人，想从他们那里罗织贺龙的“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