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我们这些老帅是善良的。他们虽然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革命”很不理解，但仍然相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不过，他们没有想到，在这场政治大风暴中，我们的党已经发生了一些令人极为担心的变化。有一位作家曾这样叙述说：德高望重者沉默地背过脸去；卖身求荣者的鼓噪淹没了仗义执言者的呼声；心地善良的人被迫缄口不言，或违心附合；反复无常的人则高举风旗，脸上堆满狞笑，血口喷火。实际情况正是这样。

    对党忠心耿耿的这些老帅们，总想跟上他们无法理解的“战略部署”。1966年10月，贺龙在中央工作会议第四小组会上，为此就作了违心的检讨。他说：“北京体育学院的文革运动，体委派工作组，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包办代替，结果，把那里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体委本身的文革也搞得不深不透。体委一些领导，怕字不少，框框很多，对这场文革的领导，还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我是有责任的。根本问题是对主席思想学得不好，跟得不紧。”

    然而，那些有权的阴谋者并不满足于他的检讨，而是要逼他走上绝路。一系列针对他的阴谋活动已经在紧锣密鼓中展开了。

    早在7月27日，身居“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干真万确的事情。”后来，他又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碉堡”，“在体育日阴谋组织政变队伍”，以此来陷害贺龙与彭真。

    这完全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66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了一个团，准备担负民兵训练任务。他们一时找不到营房，恰好北京各大学有部分师生在农村搞“四清”．有些空房。为了应急，卫戍区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去为这个团联系借房。事有凑巧，卫戍区借房的时间和“二月提纲”事件相近。当时，“怀疑一切”的思潮泛滥。北京大学团委有一个干部，即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为题贴出大字报，提出了借房是要搞兵变的“假说”。

    康生是有意借此大做文章，血口喷人。

    1980年IO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指出：“一九六六年七月前后，在北京市闹得满城风雨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纯系康生图谋打倒彭真。贺龙同志而制造的谣言”。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中也指出：所谓贺龙“阴谋篡夺军权”搞“二月兵变”等问题，“完全是林彪、康生等为陷害贺龙同志而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

    堂堂一个政治局委员，竟然会公然制造谣言，蒙骗人民，其堕落的程度可想而知。顾问尚且如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何模样，可想而知了。

    不久，林彪也亲自出马了。1966年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这位空军政委叫到毛家湾地的寓所，对他说：“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们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

    吴法宪唯唯称是，回西郊做文章去了。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对他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李作鹏遵旨照办。

    林彪为什么策动这两个人来诬告贺龙呢？也是事出有因。

    1959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便在海、空军拉拢了一批人，打击一些不愿意盲目跟他走的干部，因此，罗瑞卿被罢官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这两个单位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海军，李作鹏在林彪支持下大搞地下活动，制造假材料，想把海军的一些领导干部打成“罗瑞卿分子”，以便把海军的权力抓在手里。在空军，吴法宪的种种派别活动，受到了不少干部的抵制，斗争一开始就呈胶着状态，吴法宪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摆脱困境，他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妄图把不跟他走的干部打成“反党集团”。他们的这些问题，7月初，反映到了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那里。他们指示中央军委去解决这两个单位的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讨论海军问题。此时，贺龙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他看不惯李作鹏的不正当的地下活动，仍然仗义执言。在传达刘少奇、邓小平指示的“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时，贺龙忍不住插话说：

    “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

    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