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行的一些文件那样，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活学活用”，而是只讲扎扎实实做好基层支部的工作。在那个年代，他这位军委副主席，大概也只能如此了。

    1962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广州会议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林彪便一直称病，不参加军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他常常不出席。林彪为什么大权在握的时候称病不出，笔者没有确切的材料，其原委也不拟妄测。但是，从四年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便异乎寻常地活跃起来这一点来看，林彪此时称病不出，恐不在“病”耳。

    林彪撂挑子以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落到了贺龙、聂荣臻两位元帅身上。

    他们的处境是很尴尬的。军委日常工作不能停顿。他们也是军委副主席，有责任挑起这副担子来，保证军队工作的正常运转。但是，中央并没有赋予他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任务，因此，凡事经过军委常委讨论，作出了决定，还得向林彪报告。稍有不慎，便会产生某种介蒂。

    1962年，中国正处于多事之秋。国内的经济困难尚未过去，党内“左”的指导思想，不仅未予扭转，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国际上，反华浪潮高涨；东南沿海地区局势紧张；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等等。事情很多，很急，不能不予处理。在这段时间里，贺龙、聂荣臻主持了几次军委常委会议，正确处理了东南沿海紧急战备中的若干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巧妙地处理了中印边界冲突中的军事和政治问题。每走一步，他们除了请示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以外，同时也向在外地“疗养”的林彪报告。林彪常常是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弄不清他的想法。好在有毛泽东的批示，可以作为他们决策的依据，才使军队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

    1963年5月初，叶群根据林彪的意见，突然从外地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说：“林彪同志身体还是不好，现在主要是养病，不能过多地考虑工作，请军委办公会议和总部的同志不要等他的指示，具体工作由第一线的同志和办公会议处理，大一点的问题请个委常委处理，重大问题，直接请主席、中央决定。”

    就这样，林彪自己放弃了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若干问题。据参加会议的中共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说：“会议到最后，毛主席提出，林彪的身体不好，实际上主持不了军委日常工作，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同意。”

    这样，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责任落到了贺龙身上。

    但是，这给贺龙带来的，并非喜讯，而是恶兆。林彪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指派贺龙接替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样一来，不是等于将自己排除在军委之外了吗？贺龙不是夺了他的权了吗？他当然不会默不作声的。于是，贺龙的前途堪忧了。

    贺龙似乎并没有想到这一层，善良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些的。他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后，同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密切协同，到1965年底，军委常委作出了一系列有关军队建设的重要决定。例如，关于国防工业建设规划，关于国防科研机构的建设，关于设防问题，关于加强边防建设问题，关于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普及“尖子”经验，关于加强民兵建设以及各大军区、军兵种和国防工业、国防科委等部门领导干部的调整等等。这些都是在没有林彪参预下形成的，林彪怎能不耿耿于心。

    1963年12月下旬，叶剑英元帅到南京军区参加了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认为很好，于是，给中央军委写了个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贺龙积极支持叶帅的建议，请罗瑞卿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看得很仔细，在一些他感兴趣的地方都划上了红杠，肯定了叶帅的意见。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向全军转发了叶剑英的报告。很快，在全军掀起了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

    5月的羊城，春意盎然、百花盛开。贺龙、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在广州珠江宾馆接见广州军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评比现场会评选出来的先进代表。

    贺龙在会上说：“兵是练出来的，就是过去战争时期，也很重视练兵。如果一百发子弹给一个新兵，就得用五十发训练他打棍，表面上看，这样划不来，用一百发子弹打敌人不是更好吗？可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战士，一百发子弹不一定能打中一个敌人，相反，一个经过训练的战士，五十发子弹可能消灭五十个敌人。”

    聂荣臻说：“近战，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一定不能忘掉。”

    徐向前说：“部队一定要坚持在复杂条件下的训练，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发挥威力。”

    罗瑞卿问一个炮兵班长袁春阳说：“表演时，为什么最后一发没有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