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说：“我们支委会开了几次会，但我们水平低，研究来研究去也不知道怎么学才能立竿见影。”

    贺龙听了，挥挥手说：“上面是那么讲的，你们下面学习的时候，要灵活运周嘛！”

    他想，“立竿见影”不是给下面出了难题吗？什么都要“见影”，怎么可能呢？所以，他强调了“灵活运用”。

    罗荣桓却说得比较明白。罗帅说：“要认真学习，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至于‘见影’不‘见影’，究竟何时‘见影’，那是学习以后的成效问题，先不要考虑。”

    这两位元帅显然对林彪的那一套提出了挑战。

    2月7日，两位元帅到上海的第二天，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方中锋，空军驻沪部队政委江腾蚊前来看望他们。

    方中铎在汇报中说：有些战士的家乡遭了灾，乡亲们挨饿；有的社队干部作风不好。探家回来，有些怪话。有人就说这是反对“三面红旗”。他们把战士划为三类。这些战士被划为落后分子。

    罗荣桓当即指出：“在战士中不能划类！把战士划为落后分子，没有好处嘛！副作用大。”’

    贺龙站起来说：“对啊，可不能因为说了几句怪话，就说人家是落后分子。现在说几句，可能以后说得还要多些，因为现在才2月份。南方5月，小麦登场；北方到7月，小麦才登场，困难还在后头呢！”

    罗荣桓说：“怪话说得多的，往往是阶级出身好的。他们没顾忌．敢说话．‘怪话’就可能多一点。有些中农出身的，比较谨慎‘河顾虑，往往不多说，不敢说，并不等于没有意见。不要因为战f：说些怪话就说是落后分子，不能随便戴帽子。”

    “是啊，帽子可是不能随便戴的。”贺龙在室内踱了几步，坐下来说：“帽子大了不好，小了也不好，戴得不好就不舒服。我们不能太伤感情，要尊重战士的自尊心。一定要强调说服教育，不能压服。逼得太厉害了，就会铤而走险。”

    罗荣桓说：“贺总说得对，要把战士当自己的亲兄弟，做到战士心里有话，都愿意向指导员说。如果战士有话，闷在心里，不敢或不愿同指导员讲、我们的工作就落后了。现在，国家还有困难，粮食不够吃，吃不到肉，菜也很少。战士们天天训练那样辛苦，做到这一点就不简单了，怎么还能喊他们是落后分子呢！”

    后来，总政治部根据罗荣桓指示，向各单位打招呼说：在文件、报纸上，取消“落后分子”的称呼，必要时，可相对于“先进”，改用“后进”的提法。

    方中铎汇报说，现在有些老百姓常来偷连队种的蔬菜，使连队头痛。

    贺龙说：“你们可以学习北京军区一个部队的方法：同公社联系好，把老百姓找来，开了一个会，同他们讲清道理，以后他们就不来了。部队种的菜多，就应该主动送给老百姓一些。军民鱼水情。在困难时期，军队要想办法帮助老百姓。老百姓现在吃不饱，我们看着不管，就不能称得上人民的军队。过去打胜仗还不是靠老百姓帮助，现在军队节省一点，帮助老百姓是应该的。你们这些将校，不要做了官，住了大房子，就忘本。”

    农历腊月二十八，两位元帅来到福州。除夕之夜，他们把福州军区领导请到宾馆，向他们祝贺春节，询问有关海防的情况。谈话中，一位领导干部反映，有的地方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一百来人去抢粮。

    贺龙听后说：“这是群众发动得不好，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嘛！这一百来人难道都是地富反坏？不会的。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群众发动得好，个把子坏人鼓动闹事，群众自己就会把他搞出来的。”

    罗荣桓对此表示同意。他说：“抢粮事件的发生，恐怕主要是人民生活没有安排好。安排好了，坏分子煽动闹事就煽动不起来，所以，这几个月，安排好人民生活是件大事。”

    两位元帅，身居高位，却时时惦记着人民群众，处理问题都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这真是难能可贵啊！

    春节刚过，他们便深入莆田、泉州、厦门。对驻军进行视察，就保卫海边防、搞好民兵工作谈了许多极为中恳的意见。

    此后，他们又去了赣、湘两省。

    这次深入部队，历时一个半月。2月30日，返回了北京。贺龙深切感到，在这样天灾人祸严重的灾难性岁月，怎样才能保持部队的巩固，最重要的，是要踏踏实实做好思想工作。因为，部队生活困难，干部战士吃不饱，这是个现实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关键是做好深入细致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决不能用“划类”、扣帽子这样的办法。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根本上提高干部战士的水平，而不是去搞追求轰轰烈烈的花架子。因此，这年10月，在看了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刘培善的调查报告后，写信给他说；“我们的军队不同于任何其他军队，它不是靠强迫命令，而是靠政治工作。”“能不能把党的工作，特别是支部工作做好，是部队工作能否过硬的一个根本因素。”在这封信里，他没有象当时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