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人的命运的确是很难预测的。不知什么时候，某一种机遇会把你推到一个你根本想不到的位置上。

    贺龙就是这样。

    1952年9月的一天，西南军区司令部司令员办公室那只直通北京的红色电话机响起了清脆的铃声。

    贺龙放下手中的文件，拿起听筒，说：“喂，我是贺龙。”

    “贺老总，你好啊！”电话里传来了一阵笑声，爽朗、开怀。贺龙听出来了，是邓小平打来的电话。

    “哦，是小平同志。你好啊！”

    “贺老总，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使，请你出马喽！”邓小平笑着说。现在，他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理。周恩来的第一助手。

    “啥子好差使嘛？你尽管吩咐。”

    邓小平告诉他，政务院最近决定组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共青团中央给刘少奇写了个报告，建议说：“委员会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

    邓小平在电话中说：“总理和我商量，准备同意他们的意见。”

    贺龙沉默了片刻，问道：“主席的意见呢？”

    说实话，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贺龙不会没有震动。他的一生都在带兵打仗，现在是大军区司令员，指挥着千军万马。虽然，他知道，最近正在进行机构调整，大区一级要撤消，他的工作也会有所变动，然而，让他去管体育，大概不是他预料之中的。听到这个消息，决不会象有些文章所说的那样，是无动于衷的。我们没有材料说明贺龙当时的心情，但是，他的这个问话里，不是隐藏着潜台词吗？

    邓小平理解贺龙的意思，他笑着说：“毛主席也赞成，认为你最合适。”

    听邓小平这么说，他什么也不问了，十分干脆地回答：“好，小平同志，老规矩，中央叫我于，我就干！”

    电话里传来一阵震耳的大笑声。

    1952年11月15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经周恩来提名，贺龙被任命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民革中央的蔡廷锴。

    1953年4月，贺龙来到北京，主持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

    贺龙知道，他这个体委主任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天地。旧中国的体育运动，不是沙漠，也是一片荒凉的原野。直到1948年，中国人还没有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得到过一块奖牌，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单项体育项目上有过建树。水平之低，令人心寒，偌大的一个中国，没有一处象样的体育场馆，没有一支健全的运动队伍。群众体育运动更谈不上。体育人才严重缺乏。长期以来，一直遭到西方人的各种嘲笑，最令中国人伤。办的，是他们给中华民族戴上了一顶“东亚病夫”的帽子。这是侮辱，一种伤害民族感情、难以忍受的侮辱，但却也是某种可悲的事实。要在这样一个烂摊子上搞体育，何其难也！贺龙对此深有所知。他在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说：

    “旧中国本来就是个烂摊子，体育事业更是如此。我们是为了改造旧中国才革命的，不能事现成的福，而是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超越世界先进水平。”

    看来，这位老总有着面对困难的准备，也有顽强拚搏的决心。

    贺龙到北京主持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时候，中央体委住在北京西单未英胡同三十三号一座小院子里。全班人马只有荣高棠、黄中率领的从共青团调来的十几名干部，这怎么行呢？

    贺龙打电话给邓小平，说：“我得向你要人，要钱！”

    “贺老总，老脾气胆。还没走马上任，就要把兵买马了？”邓小平又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他说：“你这个老总，想要人还不容易。战争年代，你能把人家的县太爷挖来打篮球，现在，你当了中央体委主任，要几个人。谁敢不给？钱嘛，你去找薄一波伸手嘛！”

    “要得！”贺龙畅怀大笑，开始调兵遣将，组建体委领导机关。

    回到重庆，第一个点的将是张之槐。

    此人1937年毕业于北平体育专科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二０师“战斗”篮球队队长，跟随贺龙南征北战。现在是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长，一名大权在握的人事干部。1953年，军队正处在酝酿实行军衔制，这对军队干部是颇具吸引力的。张之槐不愿意在授军衔之前转业到地方上去。

    贺龙知道后，对张之槐说：“体育事业同样是建设新中国的一条战线。我到北京开会，住在北京饭店。马路斜对面就是长安街的一个体育场，每天晚上，那里的灯光球场里都挤得满满的，门外还拥挤着一大片人。群众那么喜欢体育运动，需要有人来领导和组织呀！同志，我们现在要管天下。管天下，各行各业都要去搞嘛！体育，是一条重要的战线，你是学过体育的，科班出身，干这一行的专家，你不去干，叫谁干？”

    张之槐说：“在部队工作也一样重要。”

    贺龙严肃地说：“我是西南军区司令员，你说重要不重要？中央要我去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