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许多人都知道五十年代的一大壮举：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但是，如果你问他，谁是这次进军世界屋脊的具体组织者，大多数人恐怕只能摇头交白卷，因为，从来没有什么媒体透露过这方面的“内幕”。

    这一伟大行动的具体组织者，就是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

    成都战役刚刚结束，195O年I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便发出了关于进军西藏的第一个指示。指示说：“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配合下，于4月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10月前占领全藏、进藏部队到西藏后，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保护爱国守法的喇嘛寺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亲密团结这个民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亲带分裂主义分子。”

    西南四省刚刚解放，在西南局和西南军区面前有大量急需解决的问题，诸如：

    一、改造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在解放西南过程中，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和被俘的官兵高达九十万，其中起义的占了五十六万。这些部队大都是在被解放军包围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宣布起义或投诚的。情况极为复杂。必须抓紧时间，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改造，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二、剿匪反霸。西南是大陆上最后解放的地区。蒋介石在逃往台湾前，要求在大陆繁殖“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以“反共复国”。1949年，国民党在成都、贵阳分别成立了“游击干部研究班”，培训了近五千人的特务土匪的领导骨干。在川西北和其他地区建立了“反共救国军”、“游击挺进军”等土匪武装，并按行政区域搞了各级指挥部，原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当了总司令。国民党的军统局也在西南成立了特务武装；胡宗南逃往海南岛前，也搞了一个“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救民义军”和“别动队”，因此，剿灭这些反共反人民的土匪武装，成为西南地区的当务之急。

    还有，稳定金融，平抑物价；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等等。

    这些严重问题，都需要由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抓紧时机进行解决，工作极其艰巨。可以想见，作为西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有多么忙碌。中共中央赋予他们这个非常困难又极其光荣的任务——进军西藏，无疑是给他们本来很重的担子上又加上了一个分量极重的破码。

    邓小平对贺龙说：“你是军区司令员，就由你来具体筹划准备进军吧！大政方针由西南局根据中央精神来决定。”

    他把这件事的具体组织工作交给了这位西南军区第三书记。

    贺龙这个人历来办事十分认真、邓小平交下任务以后，他立即在成都展开了工作。在组织剿匪反霸、改造起义部队的同时，他派人到华西大学等在蓉的高等院校借来了大量有关西藏的图书资料，腾出时间，埋头苦读，从历史、宗教、地理、民俗等各方面了解西藏的沿革、变迁和现状；他亲自请来了不少了解西藏情况的人进行深入交谈，成立了一个咨询研究机构，开展研究西藏的工作，为解放西藏出谋划策。关于这件事，他向中共西南局报告说：“我曾找一些人谈了一下，其中有道士、和尚、博士、留洋学生，男的女的都有，搜集到一些情况，有些情况很有用。”他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成都已找到几个研究康藏问题的人，著名的有李安宅、于式玉（于露琳之姐）夫妇、法尊和尚谢安。他们对宗教方面有深刻的研究。”他请求中共中央说：“现在北京有研究康藏问题的人，已知的有：黄明信、于道民（在北大，是于露琳之死）或者其他地方尚有此种人才，请设法将他们介绍到西南局集中研究。现在这些人，已组织进行对康藏情况的研究。”

    经过这个小组一番认真深入的研究，195o年1月10日，贺龙向毛泽东、中央军委以及邓小平、刘伯承写了一份《康藏情况报告》，为进军西藏制定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提供依据。这份报告对进藏路线的选择、康藏军队的情况、康藏的气候特征以及宗教情况等四个方面作了详细的报告。

    关于进军路线，贺龙指出有三条线路可供选择：一、由打箭炉经甘孜、德昌、昌都、嘉黎至拉萨；二、由甘孜至玉树北行，经类五齐、德庆、萨尔松多、索克中至黑河，再向拉萨；三、由甘孜至玉树西行，至唐古拉、黑河，向拉萨。他还指出了这三条路线各自的难易，最后说：“路线的选定，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无论走哪一条，均需以甘孜为补给线。甘孜至打箭炉有旧公路基，可以修复通车。我们已着手编成三个工兵团，稍加训练准备后，即可开去修路。”

    关于藏军情况，他报告说：其常备军为增代本（相当于营），每营五百人，约一千人，再加民兵共约万人左右。西藏执行征兵制，但人极分散，贵族、喇嘛又不服兵役，战时可征调的数目不可能太大。他建议：“由此，我们进去的人数不宜太多（因供给极为困难），需要精壮、装备好，最好能调一部分蒙古骑兵，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