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毛泽东让他带十万大军入川,要求是,把胡宗南的几十万人拖在秦岭山区。贺龙等着说:“发而不打,攻而不破,行啊!”
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没有几天,贺龙驱车来到了中南海。
10月的中南海,秋高气爽,碧波荡漾,林木葱定,鲜花盛开,真是景色宜人。贺龙却没有心思欣赏这秋天的美景,他是来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接受新任务的。这次会议要讨论进军大西南的问题。
从1947年起,贺龙就一直没有带兵出征,现在毛泽东要让他挥兵入川,你知道吗?这对一位戎马一生的将军意味着什么?笔者这样的文人,是很难猜度得出贺龙此刻的心情的。是兴奋?是感慨?是庆幸?还是兼而有之,不得而知。
他是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受这一任务的。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中国大地天翻地覆的日子里,贺龙正忙于为西北的解放做一些准备工作:在山西临汾,他主持筹组了两所学校——西北军政大学、西北人民工业学校,为即将解放的大西北培养干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他受彭德怀的委托,到东北去学习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经验,筹措西北地区急需的物资。1949年5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让他主持西北地区最大城市的接管工作。
贺龙匆匆忙忙中断了东北之行,赶到西安,做起他从未做过的事来。在西安,他这个军管会主任主要抓了这样几件大事:
第一件,接管工作。他领导军管会把接管对象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接、管并进,接下来就管;对国家银行和国民党军队后勤系统留下的企业,先接后管;对铁路、公路等交通部门,先管起来恢复生产,然后接收;对国民党政府在西安的党政机构,接下来便打碎。贺龙提出,军管会工作的重点放在“管”字上。这种区别不同情况,采用不同做法,极大地提高了接管工作的效率,短短一个月内,军管会便顺利地接管了西安市国民党旧政权的二百四十个机关、工厂和企事业单位,人员达二万五千六百七十五人,并使各公私企业相继恢复了生产。
第二件,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匪特,安定社会秩序。贺龙发动群众、加强治安、很快捕获了一大批特务、土匪;他采取不同政策,处理了游荡在西安的大批散兵游勇和从河南跑来的十万难民及失业人员,从而使西安市的社会秩序渐趋好转。
第三件,稳定金融,平抑物价。根据西安市解放后金融中存在的问题,他采取的主要办法是打击银元贩子的投机活动、维护人民币的正常流通。经过三个月的工作,在稳定金融、平抑物价上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正在贺龙忙于肃清匪特、稳定金融时,连续接到毛泽东的两份电报。5月23日的电报说;“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四川、贵州、西康三省。”7月16日的电报说:“刘邓五十五万人,除陈赓所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
毛泽东让贺龙带兵进川,对于我们这位惯于征战的元帅当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此时,他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他急如星火,在繁忙的接管西安工作中,抽出时间去找彭德怀、习仲勋,要从西安地区抽出一批军队和地方干部为入川作准备。
彭德怀说:“我同意呀,贺总。你是西北局第二书记,有权去办理嘛!”
于是,贺龙从西北地区抽调了地方干部一千五百二十八人,军队干部一千五百一十二人,集中在山西临汾,组织集训,准备南下。
他又通过李井泉,从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抽调了一些干部,组成调查小组,化装成商人、百姓,潜入川北,调查那里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以便心中有数。
这位元帅的性格就是这样,一有任务,雷厉风行,积极性之高,令人钦佩。
开国大典以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这就是说,毛泽东让他掌管西南地区的兵权。
今天的中央军委会议,就是要讨论进军西南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包括要确定贺龙带哪些部队入川。现在,他的手上没有一兵一卒。
毛泽东确定的进军西南,是“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具体的部署是:在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作战的同时,刘、邓大军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叙府(现宜宾)、沪州、重庆一线,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清敌通往云南的道路。贺龙的任务是,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切断川敌退往康、滇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