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中国人民的三年解放战争，是中华大地上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它用血与火送走了一个旧时代，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在这场大决战中，中国未来的元帅们一个个运筹帷幄，决战千里，挥兵百万，叱咤风云。彭德怀大战胡宗南，三战三捷，西北称雄；刘伯承、陈毅淮海摆战场，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人，世所罕见；聂荣臻驰骋华北，与林彪一道攻天津，进北平，非同一般；林彪、罗荣桓横扫东北，决战辽沈。真是各显神通，自有干秋，可是，你是否注意到，在这场震惊世界的大决战中，有一个曾被蒋介石出十万大洋买其头颅的军事统帅，却悄无声息，人们甚至不知道他身在何处。他，就是贺龙元帅。

    那么，他在哪里？在干什么？

    此刻，他正骑着一匹大青马匆匆忙忙地奔驰在黄土高原光秃秃的山梁上，让干涩的西北风、劈面而来的沙尘，吹打着那刚毅而坚韧的脸庞。他行色匆匆，在忙些什么？他东奔西走，正在为彭德怀筹措大战胡宗南急需的粮食、弹药、被服、金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给你们当个后勤部长。”

    1947年3月，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严重受挫，不得已，改变方针，集中主要兵力对东西两翼的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蒋介石调动他的媳系部队、养精蓄锐、装备精良的胡宗南集团和“青宁二马”马步芳、马鸿送的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余人，准备入侵陕甘宁解放区，攻占延安。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话来说，他们是要“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削弱其国际地位。”

    这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四个野战旅，约一万七千人，在兵力对比上，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兵法云：“因地以度军势”。陕北高原，山丘起伏，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周旋余地大。从国民党军方面来看，他们深入我根据地，群众条件、地形条件均对其不利，而且，陕北地瘠民贫，资源缺乏，大批军队涌来，吃饭问题便是他们的一个大包袱。从人民解放军方面看，陕北地区经过中国共产党多年的治理，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都很高，对战争领有准备，完全可以与敌人周旋，如能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便可达到牵制和逐步削弱、最后消灭胡宗南集团。所以，中共中央高层决定：人民解放军在陕北战场的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周旋于延安以北的黄土高原上。陷敌于疲惫、缺粮的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在运动中集中兵力逐次歼敌，将胡宗南集团拖死在陕北战场。

    陕北即将开战，谁来统率这一万七千人呢？论理，应由贺龙来指挥。他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这一万七千人原在他管辖之下。但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毛泽东已让他“下山”，去当晋绥野战军司令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彭德怀是个急性的人，他向毛泽东提出；“在贺龙同志未回延安之前，陕北几个旅加上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来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

    彭大将军毛遂自荐，毛泽东也有其考虑，于是表示说：“很好！”

    这样，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北地区的部队从此统归彭大将军指挥了。

    贺龙对此有何想法？不得而知，但是，他曾对其部属说：“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哪个人的。我带的部队，旁人也能带，军队要有党指挥嘛！”这是从他加入共产党以后，一直坚持的一条原则。南昌起义以来，始终不渝，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对自己要求甚严，十分谨慎。远的不说，1946年11月上旬，贺龙刚刚将晋绥地区所有野战部队编成三个野战纵队，中央军委便下令，调其第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陕甘宁解放区。贺龙二话没说，亲自来到山西临县三交镇给干部讲话，动员他们愉快地服从命令，执行保卫延安的任务。1947年，他还托人捎话给第一纵队领导说；“你们的任务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听彭老总的指挥，这样才对得起党和人民。”前不久，敌人进攻延安，中央军委下令，调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开赴陕北。他照样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过了黄河，投入保卫延安的战斗。这时，贺龙这位司令官的手下，只剩一个野战纵队了。

    1947年3月19日，人民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机关有一部分撤到了晋西北。这里一下子成了西北战场的后方。3月30日，贺龙从兴县赶到临县三交镇，在这里会见了从陕北赶来的周恩来。

    周恩来向他传达了3月19日中共中央枣林沟会议的决定：成立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组成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留驻晋西北；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指挥战争。

    贺龙问周恩来，说：“毛主席为什么不离开陕北呢？在那里很危险的啊！”

    周恩来告诉他说：毛泽东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