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人的一生，常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

    正当贺龙安下心来，在晋绥根据地干得起劲的时候，毛泽东把他调到了延安，让他当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也就是西北地区八路军的最高军事长官，顾名思义，是统率陕甘宁和晋绥根据地军事力量的。但奇怪的是，毛泽东却给了他三项任务：第一项，“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第二项，“统一两个区的财政经济建设”；第三项，“统一两个区的党政军民领导”。这三项任务中，第一项无容置疑，乃联防军司令员之本职；第三项，从贺龙作为西北地区八路军最高军事领导人，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唯独这第二项，是贺龙来延安时没有想到的。让一个带了一辈子兵的人来理财，而且是在根据地经济最困难的岁月，这是为什么？人们不知道毛泽东是怎么想的。

    调贺龙来延安，肯定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从贺龙来延安后，中共中央让他参预的一些活动来分析，毛泽东调他来延安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是借助他的威望来解决陕甘宁边区当时存在的军队与地方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朱德《年谱》记载，朱德在中共中央军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会议上作结论时，肯定了留守兵团工作成绩，同时提出其缺点和错误，希望他们今后更好地服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更加尊重陕甘宁边区政府。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中说：“过去在部队某些干部中，对西北中央局的领导不够尊重，有个别的只说拥护党中央，不说拥护边区政府。认为1939年以前的政府是好的，1939年以后的政府是不好的。”这年10月，中共中央又将留守兵团并入联防军，兵团司令肖劲光当了联防军副司令。从这些迹象来分析，当时的留守兵团与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之间显然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毛泽东需要一个威望高的人来解决这些矛盾，贺龙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因而，贺龙到延安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让他参加由朱德、王稼祥领导的军委考察团，检查留守兵团的工作，不久，中共中央便把留守兵团纳入了联防军。

    二是，1942年由于国民党的严重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权为困难。毛泽东在回顾1940年和1941年的经济困难时说：“我们曾经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他把经济困难比做“抗日航部今后的暗礁”。解决如此严重的经济困难，单靠陕甘宁边区的力量显得太单薄了，必须借助外力，最可行的是与毗连的晋绥根据地联系起来，这自然需要贺龙的参领。

    除此之外，毛泽东对于贺龙理财的能力也略知一二，因为，贺龙已在治理晋西北经济困难上初露锋芒。

    1932年12月，阎锡山制造“晋西事变”。国民党军对晋西北作了一次洗劫，把饱受战争摧残，连年天灾的晋西北，搞得经济极其困难。据调查，1940年初，晋西北的农业劳动力比抗战前减少了三分之一，骡驴等大牲畜减少了十分之八；许多土地荒芜，耕地面积仅达战前的百分之八十四。粮食产量降低三分之一以上，棉花总产量只及战前的百分之三。本来不发达的手工纺织业百分之百地停顿了。吃饭、穿衣成为最严重的问题。粮食的匾乏极为惊人，部队筹措不到食用谷物，只能以黑豆充饥。这种黑豆，本来是用来喂牲口的，现在却成了人们的主粮，而且，就连这种黑豆也供应不足。部队、机关每天只能喝黑豆煮的稀饭。贺龙、关向应他们稍好一些。他们把黑豆的皮去掉，将其碾成小颗粒，煮成平饭，其味苦涩，当地人把这种做法叫做“黑豆渗渗饭”。副官怕贺龙、关向应天天吃黑豆影响身体，想法给他们从别处弄来点白面和小米。贺龙生气了。他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大家能吃，为什么我们不能吃？拿走5”副官只得照办。在财政上困难更大。晋西北原来使用的是阎锡山发行的钞票。蒋介石是不准各省自行发行纸币的。1939年，阎锡山一面向中央政府要钱，一面私自发行钞票，坑害百姓。阎锡山以晋兴出版社作掩护，在山沟里秘密印制他的纸币。由于印刷质量不佳，人们把这种纸币叫做“大花脸”“二花脸”。初发行时，每一无可买小麦三斤，两年后，一元钱买不到一斤。阎锡山在晋西北留下了几千万元“大花脸”。“晋西事变”以后，阎军逃往晋西南，这种钞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贺龙、关向应向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报告说：“我军保存的大多是‘大花脸’，故‘大花脸’打倒给了我们以严重打击。”弄得抗日政府一贫如洗。

    为了摆脱如此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贺龙亲自担任了晋西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书记，想方设法，用尽心血，克服困难。

    第一件事是解决金融问题。首先急需筹措资金，以应急需。可是到哪里去弄钱呢？开始他派一二０师的正副供给部长分别到晋中和晋北去筹款，结果，收效甚微，后来，他想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