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长征胜利了，一个时代结束了。贺龙和任弼时来到保安。他们要在这里会见毛泽东。

    1936年11月的一天，黄土高原天高云淡。毛泽东在一间窑洞里会见了二、四方面军的部分领导人。这年，毛泽东四十三岁，雄姿英发，侃侃而谈。那一头浓密的长发，使他显露出几分书生气。毛泽东纵论红军长征，谈兴颇浓。谈到二、六军团长征情形时，毛泽东手里习惯地挟着一支香烟，微抬着头，望着贺龙、任弼时，说：

    “你们二、六军团在乌蒙山里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让你们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是付出了大代价的幄。二、六军团却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

    毛泽东的话没有错。

    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出发，进行长征，共有一万七千余人。经过历时一年，转战湘、黔、滇、康、川、青、甘、陕八省，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全军尚有一万一千人。长征是一次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退却，各路红军都有很大损失。红一方面军仅湘江之战，即由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人；红四方面军在南下川康中，由八万人减到了四万人。红二、六军团在万里长征中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共减员约一万数千人，但能一面战斗一面补充，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兵力。无怪乎毛泽东要说这是个“奇迹”。当然，这个奇迹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1936年11月30日，任弼时在《关于二、六军团长征的总结与二方面军发展前途及目前任务报告大纲》中总结说：“红二方面军所以能够取得长征的胜利，是因为，广大指战员英勇果敢，艰苦奋斗；发扬了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所有指战员政治上的坚定性；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及军委的政治及军事路线；全国红军革命力量的配合与广大群众的拥护。”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长征是一场战争，一场在退却中求生存的战争，这就和指挥战争的主要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论是湘江之战，还是南下川康，之所以损失巨大，无疑与战争指挥者的决策和用兵有关，因此，谈论二、六军团的“奇迹”，就无法避开担任主要指挥员的贺龙的指挥艺术了。

    一些经历过长征的老同志，一谈起长征来，都津津乐道于贺龙在长征中的三次“神来之笔”。

    所谓“神来之笔”，指的是贺龙决策和用兵之神妙。第一次，是欲入贵州，而先进湘中；第二次，是到乌蒙山去打转转；第三次，是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

    下面，就来摆一摆这三次“神来之笔”的“龙门阵”，看一看，“神”在何处？

    1936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他的嫡系、半摘系的中央军和湘鄂两省地方军一百三十多个团，“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他们不采用通常使用的那种长驱直入、急进猛追的办法，而改为逐段修筑碉堡，交替稳步前进的堡垒战术。他们日进三、五里，边筑堡，边推进，企图逐步压缩对红二、六军团的包围，把长江以南唯一的一支主力红军消灭掉。

    在敌人这种步步为营，处处筑堡的进攻下，湘鄂川黔根据地的面积日益缩小，情况十分严峻。

    10月中旬，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中革军委分会在桑植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会上摆出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突围转移到黔东的石吁、镇远、黄平地区，在广大无堡垒地带与敌人周旋；二是突围后，按照朱德、张国焘的电报，在苏区附近活动。这里有一点要写明白。1935年7月至8月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中共中央曾对电台的配置作了调整。负责中革军委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残往红军总部。二、六军团因之与中央军委失去了电报联系。在9月间，六军团电台突然收到了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信号。任弼时当即致电周恩来：“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第二天，收到了朱德，张国焘共同签署的回电：“二十九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同志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委员。一、四方面军6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二、六军团领导人还不知道，因为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中共中央已率一、三军团北上。中革军委电台已在张国焘控制之中，所以，电讯联络恢复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二、六军团发给中央的电报，包括关于部队行动方针的请示报告，都未发到中央，而拍发到了朱德、张国焘这里。

    大家分析认为，敌人的一百三十个团已完成了对苏区四周的封锁。苏区虽经一年多的建设，但地主武装和土匪并未彻底消灭，群众发动得也不充分，总的来说，后方是不巩固的。苏区面积不大，东有洞庭湖，北有长江，南为流水，渔水，西边是大山区，不利于大兵团机动，而且，由于敌人的压迫，本来不大的地区已愈来愈小，兵员、物资尤其是粮食的补充十分困难。红一方面军已渡江北上，四方面军也退到了川康边境，二、六军团在长江以南是一支孤军，在现地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