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北伐战争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28年任湖北公安县委书记、鄂西特委委员，领导了公安暴动，与周逸群一起创立了红六军，是洪湖红色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群众中有很高威望。逮捕段德昌，贺龙怎么能同意？

    他找到夏爆，质问说：“你为什么抓段德昌？”

    夏曦冷冷地说：“他是改组派！”

    贺龙追问：“你有什么根据？”

    夏曦说：“段德昌从前方带信来，要求带队伍回洪湖，这就是拖队逃跑叛变。”

    贺龙拍案而起，说：“你毫无道理。德昌写信来是向你提出建议。他要是真的拖队伍去洪湖，何必写信给你？又何必回军部来？”

    夏曦理屈，不予回答，只是大声喊：“一定要杀！”

    贺龙冲着夏曦大声说：“我坚决反对！德昌有大功，算什么改组派，绝对不能杀。”

    夏曦也拍了桌子：“我决定了！”

    他又动用了“最后决定权”，贺龙束手无策。他是个党员啊！他只能服从上级的决定，那怕是错的。这是组织原则呀！他恨自己无能为力，救不了段德昌，流下了眼泪。

    领导这次“肃反”的，是一个操有生杀大权的“肃反委员会”，但是，他们却把贺龙这位分局委员、红三军军长排除在外。短短三个月中，被“肃反委员会”当作“改组派”诬杀的有：湘鄂边特委委员、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红七师师长叶光吉，政治委员盛联均等一大批红军和地方的领导干部，还有许多团、营干部。不仅如此，夏曦还是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强烈反对，在3月24日，个人决定解散了红三军中的党团组织。从此，红三军中就没有了共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红三军中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三名党员了。

    眼看一大批从湘鄂边到湘鄂西共同战斗的战友，一个个被诬杀了，竟毫无办法，救不了他们，贺龙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何况，这年5月，大姐贺英领导的游击队遭到敌人的袭击，大姐贺英、二姐贺戊妹英勇牺牲。他心如刀绞，恳求贺炳炎去收尸。他说：“你带点钱去，总还剩得有点骨头渣渣吧，收拾一下。”夏曦的．“肃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还有多少人要被诬杀，这样下去，革命的前途太危险了。一直跟随贺龙的谭友林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贺龙的情绪十分恶劣。他说：“全军都知道，那时，他鱼也很少钓，棋也很少下，跟周围同志开玩笑的朗朗笑声也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了。一天到晚，老是一股劲地抽烟。”

    谁能理解贺龙那时候的痛苦心情呢？

    1961年4月20日，贺龙在向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人员谈到红三军的历史时，有人问他，如果贺老总当时与夏曦斗争再尖锐一些，再坚决一些，段德昌那样的领导人是不是能不被杀害？贺龙回答说：

    “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中期和后期与夏曦确也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地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那怕所有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各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夏曦皱着眉头不吭声，人也就算放了。这类情况我干了许多次。保大的，保不下来，只好服从。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严肃地批评了我。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

    你看，处在“左”倾路线的夹缝中，贺龙有多么痛苦！他的心确实在流血。

    夏曦对于贺龙也并非不想有所行动，只是由于贺龙的特殊身分，他有顾忌罢了。夏曦从洪湖突围跑到贺龙那里以后，有一次，在一个叫王店的地方，别有所图地对贺龙说：

    “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师长、军长等大官，‘改组派’就是利用你的声望活动。我看，老贺，你需要写个申明书，好有个交待。’”

    贺龙一拍桌子，吼道：“你也给我写申明书！民国12年，我在常德当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分的名片来找我，你记得吗？你向我要了十万块钱。我请你吃了顿饭，为你开了旅馆，还送给你五万块钱。虽然没有收条，但这是事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