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立师一鼓作气，歼敌一个营，打下了武关。从此，红军才取得了一点主动。

    到了12月底，在敌人追击围堵中，红三军翻桐柏山，进伏牛山，跨越七千华里，终于到达鹤峰县境，但是，一支近两万人的部队，这时，只剩下了九千人。

    到了鹤峰，贺龙憋不住了。他强烈要求召开分局会议，讨论今后行动方略。夏曦同意了。召开了一个只有他和贺龙、关向应三个人参加的湘鄂西分局会议。中共中央派关向应来洪湖，是让他参予中央分局的领导，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委的，可是，夏曦实际上只让他当了红三军政委。

    在这次会议上，贺龙首先提出，应当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和整顿红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贺龙对夏曦说：

    “现在，湘鄂边的根据地已经不复存在了，只有几支人数不多的游击队在艰难地坚持斗争。目前，首要的就是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以鹤峰为后方，向比较富庶一点的湘西地区发展，先夺取桑植，为疲惫不堪的红军找一个适于休整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整顿红军，停止正在搞的‘肃反’，不然也无法整顿。”

    夏曦闭着眼直摇头。人家发言，他闭着眼睛，这是他的一种习惯。他说：“恢复根据地我同意，但不能停止‘肃反’。”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主观上，是我们“对反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的党警惕性异常不够”。他提出，要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审查党员，重新登记，“肃反”必须彻底进行下去。他指责贺龙说：

    “你要停止‘肃反’，说明你思想右倾。”

    关向应劝说道：“老夏，目前红军处于极为困难的时期，‘肃反’还是停下来吧！”

    贺龙说：“‘肃反’先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可以再肃嘛！”

    夏曦不高兴了，大声说：“你们不用再说了。‘肃反’是中央的部署，也是我们现实的需要，一定要搞下去。大批‘改组派’在部队里，还有好吗？”

    会议不欢而散。

    贺龙一肚子火，晚上，他去找关向应。对他说：“夏曦这样霸道，怎么行？你来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嘛，选出谁，谁当书记。”

    关向应马上变了睑。批评说：“老贺，你怎么能这样？这是无组织无纪律嘛！”

    贺龙无可奈何，有苦难言。他只得率领红三军去恢复苏区。1933年1月，占领了桑植县城。

    “湘西王”陈渠珍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给贺龙写了一封信，要求红三军不要打他驻在桑植一带的周文卿旅，作为交换，他可以把大庸等几个县让出来。

    贺龙拿着信去找夏曦、关向应。

    那知，夏曦大怒，说：“陈渠珍这是在玩手段，你也相信？”

    贺龙耐心地向他解释，说：“目前，红三军极度疲劳。弹药很少，又没有冬衣，草鞋都没得穿，粮食也十分困难，很难去和敌人作战，更没有取胜的把握。在这种情况厂，利用一下敌人的内部矛盾也是可以的。我们同陈渠珍暂时妥协一下，争取一个休整时期，有什么不好？”

    关向应也说：“老贺的意见，我看可行。”

    为了增强说服力，贺龙提议把宋盘铭、段德昌两个委员找来，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段德昌、宋盘铭赞成贺龙的意见，他们要求复海点头答应。

    夏曦对此十分恼怒，使出了他惯用的手法：扣大帽子。夏曦说：“我看，你们这是右倾，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我不能同意。”

    他动用“最后决定权”，强令段德自去进攻周燮卿，结果，是可以想到的：打不过人家。红军只好从桑植撤回鹤峰。可以争取到手的地盘，被夏曦葬送了。红三军又一次陷入了被动之中。

    谁也无法了解夏曦是一种什么心态。过了几天，1933年1月下旬，他突然召开中央分局扩大会议，除了坚持继续‘“肃反”外．又提出了要解散党、团组织，“创造新红军”的主张。这使与会请人感到愕然。他们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一致表示强烈反对。

    贺龙站起来说：“你要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共产党，到南昌暴动以后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你怎么可以解散？”

    段德昌勃然大怒，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

    宋盘铭也说：“我从小被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能同意。”

    夏曦把脸一板，满脸阴沉，站起来就走。会议没有结果。

    党组织没有能解散，“肃反”却越搞越凶了。1933年3月，夏曦独自决定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肃反”，逮捕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并准备杀害他。

    段德昌，湖南南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