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省委决定取消各师？这个决议是错误的，我可以不执行嘛！请你召开一个党员大会，大家来投票，如果赞成你的，我离开这里，回中央去。”

    夏曦自知无理，只得承认省委作出的这个决定是不对的，可是，他却对贺龙说：“你去找万涛嘛！”

    贺龙沉着脸说：“为什么找万涛？省委书记是杨光华。你又有什么阴谋？什么鬼？省委可以随便作出取消各师师部的决定，你说执行不执行？派红九师出去，不是你谈话交付的任务？怎么和你那个训令是两个东西？这是不是阴谋？江南失败是谁的过错？处分了段德昌又不通知他，对吗？红三军南下错在哪里？你来洪湖才几天，情况不熟，对红军不熟，与群众不熟，可你随便处罚干部，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你组织的红三军前委，不要当政委的万涛参加，是不是非驴非马的组织？你办的几件事，那一件是有党性的，对得起党的？我这个当军长的，昨天回到苏区，连房子都没住的。你当分局书记的睡得安稳吗？”

    夏曦阴沉着脸，闭着眼睛，一言不发，最后说了一句：“我让他们给你找房子注。”

    在一次分局会议上，贺龙提议，为了救济因遭受严重水灾而挨饿的群众，应从红军中调出一部分口粮拨给灾民。夏曦却极力反对。他说：“红军的口粮也不多，也没有那么多运输力去运粮食，哪能管得了几百万群众的吃饭问题？”

    两人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贺龙说：“群众都快饿死了，我们共产党不关心他们，还搞什么革命？这几年，群众已经做出了很大牺牲。失去了群众，我们在洪湖还站得住脚吗？”

    夏曦这个书记无言以答，只得同意贺龙的意见。

    1932年1月。贺龙从前方赶回来参加中共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

    在此之前，因为广大干部对夏曦的领导非常不满，万涛强烈要求湘鄂西省委派人到中共中央叙述原委，请求指示。省委书记杨光华没有办法，只好派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土沟去上海。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共中央，可是，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怎么会支持他们呢？他们太天真了。

    在第四次党代会上，夏曦作了政治报告，说在他领导下，湘鄂西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不符实际的论断，引起了大多数代表的愤怒，群起批评夏曦。主张按湘鄂西地区实际情形制定政策的舆论，成了大会发言的主流。坐在主席团位置上的贺龙认真听着，觉得大家的意见很中肯，分局是应当接受的。贺龙后来说：“我那时也进了主席团，因为我还是个分局委员，夏曦不得不让我为主席团一员摆样子。”夏曦呢？他坐在那里，两眼一闭，显得不屑一顾的样子，一声不吭。到了第四天，尉士均和中共中央派来的关向应赶到了。关向应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肯定了夏曦执行的路线，并且说：“一部分敌人以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分子、邓中夏信徒，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作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与中央。”他指责万涛抵制和批评夏曦的错误是“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但是，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取消军师两级、编成五个大团等问题上批评了夏脉，因此，军师两级编制在会后才得以恢复。但是，这样一来，大的方向迅速改变，一些正确意见被压了下去，从此，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地区的全面统治。

    贺龙心里十分不快，他知道夏曦执行的就是中央执行的路线，他个人对此无能为力，那怎么办呢？看来只能大处服从，小处灵活处置了。但是，这也是很困难的。夏曦不懂军事，不会打仗，对红军，他还无法绝对控制，作战指挥还得靠贺龙，因此，贺龙能多次违背夏曦的意见，指挥红三军打了几次胜仗，不过，事后都受到了夏曦的批评。夏曦对贺龙他们极为不满，难以忍受。1932年2月和3月之间，他以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名义，一连通过了五个决议，指责贺龙和红三军的作战行动没有“万分积极化”；批评贺龙他们进行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是“因循守；日”、“保守主义”；并说，这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强调必须“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等等。这些决议，从组织上压制了贺龙、段德昌等红军领导人，强迫他们去执行“左”倾冒险路线，不停顿地跟敌人硬打强攻，使贺龙处于非常为难的境地。夏曦用这种强制办法，一步一步把红三军推到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危险之中。

    1932年3月末，国民党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进行“清剿”，企图与红三军决战。在强攻京山县中损失很大的红三军全力奋战，从3月3O日上午到4月5日，在瓦庙集一带与数倍于自己的敌军进行了七天激战，歼敌二千余人，但是，红三军也消耗了二千余人，弹药消耗甚巨，已无法补充，战斗力大为削弱。无可奈何，只得赶快撤退。国民党军前敌指挥官徐源泉说：“红三军历年所得之于国军之兵器及弹药耗子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他的话，虽在自我吹嘘，但他说的红三军“兵器及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