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意了。但是，在从荆门、南漳向洪湖前进途中，不知为什么，邓中夏又变卦了。他说：“红九师接不到，房县苏区失败了，怎么办？”

    贺龙说：“坚决去接红六军（这是洪湖群众对红九师的称谓——笔者注），在刘猴集接不到，就去沙洋，再找不到，就去游江，实在找不到，再恢复苏区也不迟。”

    这场争论在群众中影响不小。第二天，就有人在驻地墙上用粉笔写了一句话：“长胡子（邓中夏）要上山，短胡子（贺龙）要下湖”。概括地说出了他们俩人分歧的原委。

    在刘猴集，与红九师会合了，大家分外高兴。湘鄂西分局副书记万涛、红九师师长殷德昌、政委陈培荫前来看望他们。

    段德昌悄悄问贺龙，说：“胡子，邓中夏是路线问题，你和谁一致？”

    贺龙说：“我和逸群一致。”

    段德昌沉痛地说：“逸群牺牲了。”

    贺龙怔怔地站在哪里，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流下了热泪。段德昌告诉他，周逸群是今年5月，在开辟了洞庭湖十县以后，返回洪湖的途中，遭到敌人的袭击，壮烈牺牲的。

    此时，中共中央已撤消了邓中夏的一切职务，并指责他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万涛在红三军团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邓中夏在检查自己来湘鄂西根据地后的工作时，坦率地承认：“洪湖苏区的被摧残，第二军团削弱，都应由我负责。”

    平心而论，邓中夏虽然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但他在洪湖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上，是做了许多工作的。他十分重视红二、六两军的团结，正确解决了根据地部分群众的“反水”问题，开辟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对于贺龙他们的正确意见，也并非都不尊重、全不采纳，应当公正地看待邓中夏在湘鄂西工作时的功与过。邓中夏离开洪湖返回上海，又受到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打击。1933年5月，落入敌人魔掌，同年9月在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

    贺龙后来回忆与邓中夏共事一年多的情景时说：“中夏很有学问，为人正派，不打击别人，能照顾团结。我和中夏争论很多，可是和他这个政治委员相处，同志关系还是好的。”

    邓中夏离开了湘鄂西，贺龙觉得主要问题解决了，今后可以放开手脚，好好干一番了。他哪里知道，此时，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更麻烦、更痛苦的事，将降临到他的头上。

    王明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厂，操纵中共中央领导权的。在政治上，他极力贯彻他那本《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中阐述的冒险主义纲领；在组织上，一面过分地打击犯五三路线错误的同志，一面把一些有“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和宗派主义倾向的人提拔到中央领导岗位，并派出许多中央代表到各地去，对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1931年3月，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夏曦被派到湘鄂西来了，组成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从此，洪湖根据地逐渐陷入了痛苦的困境。

    这时，贺龙率领红三军与红九师会合后，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洪湖。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还没有回到洪湖，夏曦就背着湘鄂西军分会另外两名成员贺龙和万涛，发出了一个“湘鄂西军委分会对第三军的训令”，指责万涛、段德昌率领红九师到襄北伐红三军，是“改变军事计划而冒进脱离苏区，以致红军不能抽调，而使（长江）南岸的苏维埃政权，除石门七区外，全被摧残”；指责贺龙率红三军在襄北与岳口、张截港，打通襄北与洪湖根据地的联系是“没有决心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巩固向前发展，是表现了第三军的领导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看到这分训令，贺龙感到莫名其妙，弄不懂是怎么回事。红九师在襄北展开是夏曦当面交待并形成决议的。现在，长江南岸的苏区被敌人占领了，夏曦却想借此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为什么常堂的一个中央候补委员、湘鄂西分局书记如此不讲道理？不尊重事实呢？他带着种种疑问，迅速率部占领沙洋，进入洪湖根据地中心区域。

    可是，等待他们的，一是夏监以违抗军分会命令之罪，撤消了万涛的红三军政委职务。他是根据军分会命令接替邓中夏的。段德昌、陈培荫也受到了警告处分。二是夏曦接任了三军政委，并以红三军实力不足为由，指使湘鄂西临时省委作出决定，取消红三军各师师部，将部队缩编成五个大团，受省军委指挥。这实际上是在限制贺龙的指挥权。夏曦的这种做法，在部队指挥上造成了混乱，广大指战员甚为不满。

    面对夏曦如此无理的举动，贺龙有点忍无可忍了。到达分局所在地周老嘴的第二天，他就去找夏喷。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夏曦坚持认为，他所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是以中央指示作根据的。

    贺龙十分严肃地反驳说：“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为什么这些重大决策都不征求我的意见？是分局领导省委，还是省委领导分局？你凭什么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