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接到中央来信后，贺龙及前委领导红四军在堰坯、红土坪等地进行整训，传达学习中共“六大”决议，根据红四军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开展了反对军阀主义和“拖队”思想的教育，整顿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政治机关，整编了红四军。这时，红四军已达一千余人，枪三百余支，其中包括陈宗渝的“神兵”特科大队。在湘鄂西这个比较落后的地区，要与有严重封建迷信色彩的当地土著武装作斗争，保持这种“神兵”形式的武装，有其特殊的作用。这在红军的建军历史上，也可算是贺龙的一个创举吧！

    在整训以后，贺龙指挥红四军纵横鹤峰全境，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使湘鄂边各县国民党地方当局惊恐万分，纷纷向长沙、武汉报警。国民党桑植县代理县长向湖南省政府发出的求援电报说：“贺匪剽悍，全湘著名，职县团防虽多……自守力尚不足，恳速派雄师，剿灭巨匪。”湖北清乡督办向湘鄂两省主席建议，说：“贺龙用兵多诈，出没无常，非双方兜击，不足以绝根株。”于是，两湖当局命令“施鹤七届”清乡司令和桑植、石门两县民团联合“进剿”红四军。这次进攻，两湖当局动用了鹤峰团防头目、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王文轩部、桑植民团刘子维、向凤翔部，五峰民团孙峻峰部以及桑植、建始的几支团防队共约三千余人，分数路合击鹤峰，企图围歼红四军。

    地方民团的战斗力虽不如正规军，但他们大都由地主豪绅组成，既顽固又残忍。这次“清剿”，声势大，人数多，不可小视。怎么对付这次“清剿”呢？在前委会议上，贺龙提出，敌人用优势兵力分几路对我进行包围，如果我们分兵防堵，就会陷入被动，应当集中主要兵力，消灭其一路。他主张，打蛇要打头，可由农民警卫团节节抵抗桑植、石门等县民团，红四军集中兵力打击王文轩部。

    贺龙说：“王文轩这个人我很熟悉，当年还是朋友呢！我和顽固派打仗，他保持中立，态度还说得过去。去年我回桑植，他还给过我钱和粮食。现在革命深入了。我搞共产党、搞革命，建立红色根据地，他这个大地主、大民团头子就变脸了，成了反共的先锋官。立场不同，好朋友拔刀相见的事，我经历得太多了。他号称总指挥，有权号令各路团防，消灭了他这一股，别的敌人必定惊慌失措，没得咒念。这些反动头子是从来不会齐心协力的。”

    前委同意贺龙的意见。

    贺龙把红四军埋伏在县城以东十公里的张家坪，要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这次伏击战，抒得干净利落，王文轩被打死，团防队全部被歼。贺龙又乘胜击溃了桑植的刘子维、向凤翔两个民团。这样一来，其他民团闻风而逃。鹤峰境内竟无一敌踪。

    “乘胜发展呀！”贺龙对团长王炳南说。

    红四军马不停蹄，兵发桑植。6月，攻占桑植县城，把桑植和鹤峰连成了一片。湘鄂边红色根据地初步形成。红四军扩大到了三千人。

    湘西王陈渠珍，这些日子不断接到地方的告急文书，十分恼火。心想，贺龙这个人不可小视。护法战争以来，我多次拉拢他，都没有成功。现在投靠了共产党，回到桑植，又闹得那里不可开交，听说已经有了三千多人了，不能再让他闹下去了。此时不动手，等待何时？他命令所属旅长向子云率部兵临桑植，“一举摧毁之。”

    侦察人员得到这一情报，马上报告了贺龙。向子云？不就是那个在我的护法军第二梯团当过连长的向子云吗？对，是他，后来，他投奔了陈渠珍。贺龙把卢冬生叫来说：

    “冬生，你代我给向子云送封信。”

    卢冬生莫明其妙：“胡子，不准备打仗，送什么信？”

    贺龙说：“这叫做先礼而后兵，你懂吗？”

    这是一封规劝向子云不要进攻桑植的信。信的结尾警告说：“若置之脑后，来则送礼而已。”

    向子云投靠陈渠珍以来，一路飞黄腾达，因而骄横异常。看到贺龙送来的信，微微一笑。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护法军时你确实是员虎将，现在却未必。去年，我们有一个战斗力不很强的旅路过桑植，就把你那几千人搞垮了，看来，你贺龙已不象过去了。别看你有三千人，拿的却是些破烂家伙，怎么跟我的部队相比？你没什么了不起，不用吓唬人，你经不起我这样的正规军打的。他把信一扔，不予理会，下令团长周寒之先率两个营一千余人进攻桑植。

    贺龙说：“放他们进澧水，让周寒之背水而战。我把主力放在南岔渡口。派一部分人给我边打边跑，引诱他过河来。把河里那些船也给我放到西岸去，叫周寒之过河。”

    一些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老战士对这种打法想不通。为什么不把他拒于澧水之西呢？这样一步步后退，多害人！贺龙把脸一沉，说：

    “你们要多动脑筋。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打仗也不能一成不变。我们红军人少，枪少，弹药少，怎么能象北伐时期那样猛打猛冲？你拿什么给我冲？那是去找无谓的牺牲，这，我贺龙可不干！我们要打巧仗。既能歼敌，又少受损失，这才叫本领。我们一步步后退，可不是打不过他，而是迷惑他，让他以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