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定派前委委员汪毅夫先行邬阳关，了解情况，进行联络，所以，消灭了汪家营团防队之后，贺龙便率领红四军直奔邬阳关。

    所谓“神兵”，原是湘鄂边一带的贫苦农民用迷信方式组织起来的自卫武装。主要目的，是在这军匪蜂起的乱世保卫自己的家乡。他们平时都是种地的农民，打仗的时候，铜锣一响，集中起来，头上捆红带，身上系红绳，喝了朱砂，整装待发。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得到菩萨的保佑，刀枪不入。一声令下，呐喊着蜂拥而上，气势逼人。陈宗渝带领的就是这样一支武装。

    这一带，不少“神兵”都被地主豪绅所控制，成为官府的帮凶。陈宗渝的“神兵”却不同，他们不抢老百姓东西，不杀受苦人，专跟国民党官府作对，在邬阳关一带颇受群众拥护。但是，他孤军奋战，非常困难。只因为邬阳关地势偏僻，远离敌人统治中心，才得已勉强生存，所以，对汪毅夫的到来，十分高兴。陈宗渝说：“我盼望贺军长赶快来，好让这支队伍有个奔头。”

    12月对日，贺龙率红四军到达邬阳关以后，这支有三百来人的“神兵”，便成了红四军的一部分。贺龙不想在红军中保留一支有迷信色彩的队伍。他给陈宗渝的“神兵’大队改名为特科大队，可谓煞费苦心。当然，光改名还不行，还得进行改造。贺龙深入“神兵”大队，耐心地动员他们逐步放弃种种迷信行为。

    他对“神兵”们说：“红布包头要不得啊！你太耀眼，打仗不正好给敌人当靶子吗？朱砂这东西，吃多了，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陈宗渝说：。不让红布包头恐怕不行，是否一律改成青布包头？喝朱砂，军长说不好，我看就喝净水，一样可以借到神力嘛！”

    贺龙知道，这种事是急不得的，也就同意了。

    “神兵”打仗十分勇敢，他们带着长矛大刀，借助所谓“神力”，一窝蜂地吼叫着向敌人扑过去，那股声势十分了得，往往能把敌人威慑住，吓得敌人四散逃跑，有的跪下来磕头投降，但“神兵”们全然不管，照样砍杀。这时候，贺龙便派人跟在后面，高声大喊：“缴枪的不要杀，留下来可以当兵。”

    靠这样一点一滴的工作，几仗打下来，“神兵”们就有了进步。陈宗渝光后担任过红四军第二特科大队大队长、第四团团长等职，1931年10月，在桑植样耳坪战斗中阵亡了。

    中国的政局是很难捉摸的。到了1929年1月中旬，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矛盾加剧，双方都在准备战争，因此，国民党当局将恩施、鹤峰一带的正规军全部调走了，鹤峰县只留下了一百来人的地方武装。贺龙抓住这个机会，乘隙一举夺取了鹤峰县城，击毙了国民党的县长，消灭了一百来个敌人。

    鹤峰城背倚大山，南临一条河，是一个山区小城，冷冷清清。这里盛产红茶，每年红茶出山，才能看到有人做点买卖。但是，对于失败后重新奋起的红四军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胜利：他们终于又有了一个能够落脚的地方了。湘鄂西前委和贺龙在占领鹤峰以后，想的不是喘口气，更不是享受一番，而是马上着手在这里进行建立红色割据的工作。

    l月中旬，他们在县城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成立了鹤峰县苏维埃政府，公布了《苏维埃政纲》、《耕田农有法令》，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焚烧地生田契文约，发动群众，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中共鹤峰县委也同时成立。到了3月份，农民协会和农民警卫团逐渐建立起来。鹤峰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湘鄂边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第一块红色根据地。

    在此期间，从上海派人给贺龙送来了中共中央1928年10月4日写的《中央给贺龙同志的信》。信里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赞扬了红四军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精神，并提出：“你们现在的实力并不很强，而龙兄在那里的目标太大，徒引起敌人联合猛力的向你们进攻。若龙兄仍不脱开，减小目标，这部分实力恐终久不能保存而要被敌消灭。中央现在希望龙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务望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信仰能作指挥工作的，代替你的工作，同时，中央可派一军事工作同志来任参谋帮助他们计划一切，龙兄即刻启程前来中央并为至要。”

    “六大”以后的两年，是中国革命从遭受严重挫折到走向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为了保存红军，一度曾主张红军分散活动，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中央要贺龙回中央工作，正是这一主张的具体体现。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上主要由周恩来主持。让贺龙去中央帮助军事工作，也许正是周恩来的意见。

    但是，贺龙在湘鄂西地区和红四军中有很高的威望。目前又处于红四军发展的关键时刻，怎么能离得开贺龙呢？也很难找到代替他的人，所以，湘鄂西前委于1929年3月8日回信给中共中央说：“云卿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之故，暂难去中央工作，这并不是云卿不愿意去沪，而是实际的困难。”后来，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改变了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