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妨碍种谷；定期派员到各县督促检查广种杂粮以自救。

    由于这些措施的贯彻，追属各县的灾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和好转，逃荒灾民纷纷回乡重建家园。

    在这次紧急会上，还通过了一个“维持教育经费案”。贺龙在会上说：

    “这第三案比第一案（“买谷备荒案”）更为重要。教育是开发民智的根本。现在的学校，不能不整顿！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在升学上，一个也考不上，这样一剃头的学校简直等于零。”“初小是升学的初步，尤其应当注意。日本战胜俄国是归功于小学教育，也归功于小学教员。”

    会议提出了三条意见：“严格选择教员，免误青年”；学风不正，系“由校长因循所致，对校长尤须严格考察”；“教育经费之困难，大都由专管人亏空。以后反对亏空学机无论何人，逃往何处，须通缉追缴严办。”会议期间，还组成了学务委员会，具体负责整顿学校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贺龙还提出了“整顿金融案”“整顿道路案”，大力整顿了金融，打击了滥发“市票”．投机倒把；他派出工兵营，修筑了邀州至津市的公路专又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筑了渲县至临澄的公路，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

    这样，一段时间以后，追属各县灾情减轻，民心安定，形势很好。据当时的报纸报导，津港一带出现了“土劝学业，农贩田畴，商迁有无，工专制作，人守其业”的局面。

    有位名叫罗武帅的慈利籍名士，有感于贺龙镇守“九渲”之业绩，在贺龙外出视察，途经其家乡时，写了这样一条藏头对联贴于街口：

    贺其来苏，草食壶浆以迎。

    龙行于野，大地草木皆春。

    可见，贺龙在澧属各县受民拥戴之一斑。

    人的思想是个怪物。你看它并没有什么变化，其实是在微妙地转动，一旦遇到某种外部条件的催化，便会发生明显的甚至突然的变化。

    贺龙在全力治理澧州的时候，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湖南各地纷纷成立“雪耻会”，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

    对于帝国主义，贺龙历来深恶痛疾。四川讨贼，扣押日本“宜阳九”，早已名闻迭尔；1924年沉陵炸碑，更是有口皆碑。沉陵旧府坪衙门，有一块两米来高的“辰州教案”碑。贺龙返湘北伐，驻扎流陵，看到了这块石碑。他问秘书长侯宗治和警卫营长贺桂如，这块碑是怎么回壮。候宗治告诉他，这是1902年立的。所谓“辰州教案”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有两个美国传教土唆使一个姓肖的坏女人制造了一场流行病，群众病死千余。当老百姓弄清缘由之后，便捉住肖姓女人，冲进教堂，兴师问罪。在群情激愤之时打死了两个传教土。事情发生后，摄于英帝国政府的压力，除将辰州官吏一律革职查办外，还吊打了三百余人，并将其中十人相在一起用火炮轰死。英帝国主义就此向清政府勒索了白银8万余两，还强迫当局刻了这块大碑。这块碑，一面刻着英帝国政府给清政府的“抗议书”，另一面刻着清政府惩办辰卅官吏的“上谕”。

    贺龙听了，围着石碑转了一圈，勃然大怒，骂道：“他娘的，这太可恶了！太丢人了！打死了两个洋人，赔了八、九万两银子，杀了那么多老百姓，还杀了两个正将，两个游击，还要一五一十地写上，立他妈的那么大块石碑，把中国人的脸给丢光了，简直太可恶了，太欺侮人了！”他当场下令：“你们给我把它炸掉！”在贺龙眼里，怎能容得下如此的奇耻大辱！

    当晚，贺桂如就把这块20余年来一直污辱着中国人民的石碑炸了个粉碎，人心大快。

    上海的“五卅”惨案成了一副催化剂，贺龙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升华。他对待这一反帝爱国运动的鲜明态度，便是最好的证明。

    赵恒惕的湖南当局对这场反帝爱国运动采取了摧残与镇压的政策。湖南各地均照此办理。唯有贺龙，公开支待这一运动。他发出电报，邀请长沙一雪耻会”代表来澧州演讲，鼓励澧州人民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他通电声援上海的工人、学生，捐巨款资助。长沙《大公报》报导说：“澧州镇守使贺云卿氏，以此次‘五卅’惨案，举国忠愤，……沪上罢工人数已达数十万，自应设法援助，悼克坚持到底。爱于昨日（7月5日）致电驻省办事处严仁珊秘书长，就近由长沙中国银行汇寄捐助三千元，以资救济，并另电上海‘五卅’惨案失业工人募捐处查照。”长沙“雪耻会”代表来到澧州，贺龙指定有关方面召开欢迎会。

    在贺龙影响下，第一师的官兵大都积极支持这一运动。二旅旅长贺敦武给上海、长沙两地工人、学生和“雪耻会”发出电报，慷慨陈词：“沪上外人杀我学生、工人，骇闻之余，不胜发指。敦武远从戎行，不克躬归吊唁，无任惭愧。探望诸君猛力奋斗，件达到圆满解决而且。敦武乃一介武夫，夙闻匹夫有责之义，愿率数干健儿，誓为后盾。谨此电闻。湖南道州镇守使辖步兵第二旅旅长贺教武率全旅官兵简叩。”这样一种支持反帝爱国运动的鲜明态度，在当时的军队中是很